《我们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答关于中国道路的十大疑问（第2版）》：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虽然在政治上采用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在经济上却主张“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在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让私人资本左右国计民生。这种主张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后以“物质建设”为题作为《建国方略》第二篇出版），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六大计划，其中详细规划了未来中国交通之开发，商港渔港之开辟，枢纽城市之建设，水力之发展，钢铁、水泥厂之建设，矿业、农业之发展；在与民生相关的工业方面，他规划了中国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的发展方案。另外，他对蒙古新疆之灌溉，中国北部及中部森林之建造，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移民等均做了详细规划。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相信“实业救国”，特别重视物质文明、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但他也认识到，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要发展中国的工业，必须借助外力。他的《实业计划》原来是用英文写成，其英文标题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即中国的国际开发。他指出：“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
对于这种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民生主义的进路，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的卷尾总结道：“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后来被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凸显了这一进路的文明论意义。后来孙中山发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巧取豪夺，根本不会“平等待我”，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为进一步推进民生主义，孙中山晚年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未等政策充分展开，孙中山即不幸早逝，包括《实业计划》在内的《建国方略》也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望。
1920-1922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围绕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理念或精神是否合理，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或方法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中国要不要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有没有条件或资格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先要实行资本主义之后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一部分主张阶级调和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精神中国自古有之，并承认在国民生计问题上，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或方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他指出：“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国家想出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的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瘙不着痒处。”
梁启超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是要发展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能行得通吗？梁启超对此也持悲观态度。“我国国内，虽然不配说有资本家，却是外国资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们的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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