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新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强调要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国家。如前所述，太平天国颁布的许多纲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含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但是，建都天京以后，这个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的封建化阻碍了这一因素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洪仁玕强调革新政治首先要从中央开始整顿，如果中央不能成为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任何好的政策都只能停留在文字上。所以他认为，革新政治的首要任务，是要迅速扭转混乱涣散的政治，“禁朋党之弊”，明确规定任何结党营私都是削弱中央集权的行为。他指出：“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显然，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弱本强末”，以避免大权旁落，纠正已经出现的各级官吏互相拉拢，各自为政的弊端，从根本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培植亲信，给官给禄的现象，并且将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
为了推行新政而建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与封建集权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洪仁玕在规划政权革新时，强烈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色彩。他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谈到美国“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尽管他在这里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仅作介绍而不作评论，但实际上已涉及到太平天国体制的敏感问题，透露了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习的愿望。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_人裁决，而要充分发挥中央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向洪秀全提出建议，凡国家重大的决策，君主不宜专断，可将议题先交干王和六部讨论，然后由天王定夺。他还提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府官员必须接受群众的有效监督，设暗柜举报不法之官。他建议兴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邮政和新闻事业，开设报馆，使百姓可以通过报纸及时地了解中央的政令，揭露地方官员中的以权谋私、行为不轨的弊端。为了保证舆论的监督，他主张在各省设立相对独立的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其任务只是“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使全国“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与此相适应，他主张发展现代交通工具，使各地消息能够迅速传递，便于及时处理，努力形成“一念之差、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的局面。
《资政新篇》强调以法制国。洪仁歼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制如何，对国家的兴衰关系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法善”，“邦法弘深”。因此，他反复强调“国家以法制为先”的思想，指出，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加强法制，将法作为人们行为的共同准则。“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明辨是非，约束行为。如何立法，洪仁玕在吸收中外法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救济、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立法。在政治方面，强调法律要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所以要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立法，明确规定各级官吏的职责和应负的法律责任，而且要赏罚分明。他非常重视国家官吏守法、执法的重要性，强调官吏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对贪脏枉法的“可耻之行”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经济方面，他提出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发展，规定废除奴隶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发明权和创造权，保护保险事业的发展，保护与外人自由通商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等等。
在立法的同时，洪仁玕提出法律的实行宜采用“德化于前、刑罚于后”的基本原则，反对不教而诛。对于犯罪分子应允许“改过自新”，给予生活出路。在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关系上应以预防为主，“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在刑罚的具体原则上提倡施用缓刑，教化为主，对犯人不轻侮、不歧视、不搞法外体罚，尊重犯人的人格及合法权利，反对刑讯逼供，尤其要“善待轻犯”，主要通过劳动（清扫街道、挖渠修路等）来加以改造。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酷刑，他提出“勿杀”的主张，尽量少杀或不杀，非杀不可的也不要砍头，更不准搞封建法制的车裂、腰斩等。此外，他还主张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要有稳定性和实效性，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具体条文可以根据形势和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随时修改。
《资政新篇》对清政府的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倡导在民族自立、维护国家尊严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反对闭关自守，“轻污别国”，而要“与番人并雄”。在国家交往中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乃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他谴责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造成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既妨碍了中国人民向外国学习科学技术，又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他认为与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主要是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建立正常的通商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从商品交易中了解外国的工业生产情况以及产品的式样和质量；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来中国传授技艺，这实际是早期的技术引进的设想。他还批评了盲目排外的思想，一方面规定“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另一方面制定“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加以限制和约束。使他们的在华活动是“为国献策”，而不是“谤毁国法”。尽管洪仁玕对于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以及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尚缺乏深刻认识，但他提出的这些外交政策既讲实际，又有远见，显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