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文化符号传播》：
三近代西方的王国与国家
近代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最多可以将之称为一种王国，而这种王国是由教皇认可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更趋近于一个为神权组织所同意设立的政治管理机构。
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现代意义的国家大概发源于13世纪到16世纪的政治、文化发展演变过程。基督教神权政治的衰落以及文艺复兴的出现，包括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新教伦理的兴起，都促使民族国家概念的生发，当时的众多思想家、政治家等对传统的概念或教义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总结和探讨。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其词根来源是拉丁文status，应该说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当中的“国家”一词，同样源于这一词根，其原意便是立场、状况、条件或者身份。这个词也继承了西塞罗的观点，即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当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其所拥有的财富、教育状况、家庭和阶层等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财产，其与人在社会当中所能获得的资源和身份密切相关。因此，在statues这一词当中，对于身份的含义来说，在原初状态当中，其本身是对于财产状况的一种指称。因此，更确切地说，拉丁文当中这一词所指代的，更多的是个人的社会地位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身份、家世、职业等能够代表其社会角色和地位的所有因素。但是这个词的含义的虚指性，使得它更接近于西方从一开始在国家意义上，对于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兴起所对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的关注，以及与旧贵族进行斗争的那一核心精神。因此这一精神或者这一虚指性，逐渐演变成近代对于国家的指称，而西欧各国以此指称为主要的词源而形成的国家概念，更说明了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当中所反映的那种与统治阶级财富、家世、身份等相关的社会统治地位，也就是基于这一地位而形成了统治权威，进而形成了对于国家及其范畴的理解。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西欧各国对于国家是由不同身份的人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理解，这也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近代意义上最早使用国家概念的政治哲学家是马基雅维利（也译马基亚维里）。他从过去历史进程当中，基于人的体验和从人对国家的理解角度出发，摒弃了古希腊国家概念当中那种大量的道德观念界定，而将国家建立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以及个人的追求之上。从人对于财富占有的动机以及国家扩展的动机方面，较为单一地将国家视为一种战争机器，认为国家当中统治阶级掌权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而追求国家强大是为了战争的胜利，于是“国家是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组织，统治权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国家根本的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文艺复兴之后，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更趋近于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考虑。法国学者让·布丹提出了近代国家主权说，认为一个国家尽管由无数家庭组成，但国家的成立或者区辨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于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主权获得。主权作为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与其他的政治单位相区别，因为它具有永恒性、绝对性和无限性。没有主权，国家便不成为一个自主或者说具有合法性权力的有机体，进而不可能对在这一政体范围内的所有公民及其家庭实施统治权。因此主权本身就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一种绝对性、永恒性的权力”，它是超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其提出直接源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卢梭，他从契约构建角度探讨了国家主权的来源及其构成，并且再次强调了国家主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认为主权本身就代表着国家作为有机体对外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同时也代表着对内的公平性，即主权使得国家对其公民所加诸的控制或其他的权力必须是平等的，而不是个别的。一旦国家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以个别为基础而不是以普遍性为基准，无法实现人人平等，则国家的主权便失去了效力，也就是国家不再具有合法性。对于国家主权的理解，进而也产生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的实现，也就是说，黑格尔由此将国家的本质认定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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