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偏好中的群体情感研究》：
一 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化对“理性”概念狭隘地二元界定。如，从辞源上看，理性（Rationality）是不可数名词，意味着其从词性上就将其他理性系统隔绝开来；从思维惯性上看，西方学者将理性标准打上了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认为其所秉持的理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凡是与西方思维习惯和推理方式不同的就都属于非理性范畴；从内涵本质上看，西方学者认为理性是对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描述，主要是从好的备案中选择出更好的方案，只体现出了其工具性，但实质上工具理性不等于正确，真正的理性应当是一种辨别和推理的能力①。该部分将详细论述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其缺陷。
（一）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
传统理性选择模式鼻祖是美国的安东尼·唐斯，他基于二元对立论、单一世界秩序崇拜论、情感边缘论等不可通约的预设，于1957年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总结概括了理性的标准，奠定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对理性偏好的假定：理性偏好必须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即行动收益必须超过成本；理性人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能够穷尽各种选项，然后按最大效用原则排列出所有备选方案，每个方案的偏好顺序是传递的，总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好；理性的偏好必然是最终选择排列顺序中位置最高的备选方案；这种理性偏好可以应用于所有被研究的人群，且他们的判断力和决定不因时而变，不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在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中，任何人（不管是掌握较多决策信息精英还是掌握信息较少的普通民众）任何时候都能在诸多备案中挑选出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对此，赫伯特·西蒙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理性人，有限理性才更能反映人的特性，因为很难界定和保证达到理性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质量和数量，而且决策者在有限时间内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还会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影响，甚至有些人是无知的。
但是，秉持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学者对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做出回应，证明许多低信息量的选民（Low-information Voters）也可以在政治参与中做到标准理性。他们指出，在议会制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中，民众多是间接参与对外政策偏好制定中，且民众明白他们掌握的信息量不够充分，为了投出自己沧海一粟的一票就需要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成本去分析候选人信息，但为了使自己的投票能够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保障自己的选择及行动是理性的，他们就会选择把信息的收集、解释和判断，部分或全部委托给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比如跟随与自身诉求接近的政党、媒体或利益集团的判断，来投出自己的一票，这样既可节省时间与精力成本，又能保证尽可能满足自身的利益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理性偏好就是追求成本收益最大化等逻辑假设。
同时，传统理性选择模式将个人理性偏好向国家层面进行推演，认为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产生也是符合理性的。其逻辑是：当需要从宏观上解释国家外显的决策偏好时，就以国家这个“单一行为体”为主体来代表国内的各种声音；当需要微观分析国家某项具体决策偏好时，则采取还原主义方法，将国家这个“单一行为体”的决策原因还原到各具特色的决策者行为层面。但是，这并没有对国家与决策者之间能够进行互换性的原因做出明确的解释。
概而言之，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中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在政治、经济、安全、声誉等领域都是给定且稳定的，是基于目的性逻辑的一种外生偏好，强调国家追求功利主义的倾向和对物质主义的依赖，只注意工具理性、目的理性，以及相对收益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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