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人与偏见
真理意志注定诱使我们做许多冒险事业，所有哲学家至今都怀着敬意谈论过真理之中那无人不晓的真实性，又有什么问题是它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提出的是些多么叫人觉得奇怪、令人困惑、复杂的问题！说来话长，然而又似乎还没有开始。如果我们变得不再相信、失去耐心、不耐烦地躲开、那又有什么奇怪？不正是这个斯芬克斯最终教会了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吗？究竟是谁在这里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内心的这种“真理意志”究竟是什么？的确，我们曾长久地停下来思考这种意志来自何处，以致最终我们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转而质询这种意志的价值。假定我们需要真理，那为何不需要虚妄？不需要不确定性？甚至无知呢？真理的价值问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抑或是我们自己站到了这一问题面前？在这里，哪一方是俄狄浦斯？哪一方又是斯芬克斯？这似乎是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问号。怎能让人相信，这问题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察觉到了它，瞥见了它，壮着胆子提出了它？因为提出它是有危险的，或许也没有比这更危险了。
事物怎能源自其对立面？比如，真理源自谬误，真理意志源自欺骗意志，慷慨源自自私，智者的慧心源自贪婪，这是不可能的，谁这样想谁就是傻瓜，而且是傻瓜中的傻瓜；具有最高价值的事物肯定有其根源——它们的根源不会是在这个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不实、卑鄙龌龊的世界上，不会在妄想与贪婪之中，而是在神的怀抱中，在永恒中，在匿而不露的上帝那里，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源一定在那里，而绝不会是在别处！这种推理方式暴露了一种典型的偏见，借此可识别出所有时代的玄学家，这种评估方式隐藏在他们全部的逻辑方法背后：依靠这种“信念”，他们尽力探求“知识”，探求某种最终庄严地冠以“真理”之名的东西。玄学家的根本信念是相信价值的对立，就连他们当中最谨慎的人，也未在一开始就提出疑问。因为，首先值得怀疑的是，究竟是否存在对立；其次值得怀疑的是，玄学家认可的普通评估和价值对立，难道是肤浅的推测和一时的想法？何况还很可能是产生于某一角落，也许产生于地狱，或借用时下画家常用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青蛙透视画法”。尽管可把许许多多价值归于真实、明确和无私，但一般说来，仍可赋予虚伪、欺骗意志、自私和贪婪，予以更高、更基本的生活价值。甚至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其价值所在可能正是暗中与那些邪恶的、显然对立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实质上正与它们别无二致。但哪一个愿意与这种危险的“猜想”．沾边！要想考察这种猜想，必须等待出现新型的哲学家，他们将有别样的趣味和志向，与至今流行的那些——一些名副其实地做危险“猜想”的哲学家相反。说实在的，我已目睹这种新型哲学家开始出现了。
我一直注意着哲学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文字，此刻我暗自思量，大部分自觉的思维肯定属于本能活动，就连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人们需要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对遗传和“天赋”已有新的了解一样。正像生育行为在整个遗传过程中的作用很少被考虑过，“自觉”也很少与真正意义上的本能相媲美。哲学家的大部分自觉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受其本能影响，而被逼人一定的轨道。在其全部条理性和看似自主的活动背后，有评估，有哲学家对维持特定生活方式的需要。比如，确定的事物比不确定的事物有价值，虚幻不如“真实”有价值：这种评估尽管对我们有条件上的重要性，但仍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评估，是特殊种类的无知，而且只是维持像我们自己这样的生物所需要的。总之，个人并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
我们以为，一种意见的虚假性并不是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也许正是在此处，我们的新鲜话语听起来极其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一种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生存、维护生存、维护人类或养育人类？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虚假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必需且不可少的；不去承认逻辑的虚构，不将现实与纯粹想象的绝对和永恒世界相比较，不经常用数字仿造世界，人就无法生存，放弃虚假的意见就是放弃生存、否定生存。承认不真实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吧，这肯定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危险责难！因而胆敢这样做的哲学家便将自己孤零零地置于善恶的彼岸。
人们之所以半信半疑、半嘲笑地看待哲学家，并不是因为常常发现他们有多么无知——多么频繁地犯错误，并迷失道路。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哪怕最隐晦地提及真诚问题，他们也都会立即大声义正词严地表示出抗议。他们都摆出一副样子，似乎自己的真知灼见是通过冷酷的、纯粹的、绝对不偏不倚的辩证法的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得到的（这与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者形成了对照，他们光明正大而傻里傻气地谈论“神的启示”）；可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思想或“建议”，是带有偏见的，是他们内心欲望的抽象和精炼，他们总是用事后寻求到的论据为其辩护。他们都是鼓吹者，而又不希望别人把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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