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第三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的演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种努力可以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工作中观察出来。该所的最早起源上一章已有叙述，它的宗旨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形成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起点：在组织机构上与政治相脱离。但是，该所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专心致志于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的研究，把扎扎实实、富于经验的工作与严肃的理论分析相结合。它的第一任所长格伦伯格在就职演说中特别告诫它不能变成“达官贵人”的学院，因此该所的成员中最初包括魏玛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该所的杂志《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既发表柯尔施和卢卡奇的著作，同时也发表格罗斯曼或梁赞诺夫的文章。这就形成了2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西方”和“东方”流派的汇合交流点。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该所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
格伦伯格1929年退休，霍克海默于1930年担任该所新所长。格伦伯格是历史学家，霍克海默则是哲学家，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说中为该所工作方向的重大改变定了调子，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考虑，而是转向以经验调查作补充来发展“社会哲学”。该所于1932年停止发行《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新刊物简单地起名为《社会研究杂志》。在1933年法西斯主义反革命以前的短时期内，霍克海默在研究所周围聚集了一批各色各样、多才多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霍克海默与格伦伯格或格罗斯曼都不一样，从未公开加入过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他曾经一度赞美过卢森堡，并在政治上保持激进的观点，既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批判德国共产党。马尔库塞曾于1918年加入士兵委员会，他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保持着某些联系。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的最后几年里，他曾经是希法亭的刊物《社会》的撰稿者。阿多诺作为三人中的练习生，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毫无个人联系。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在夸耀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一批新人物对德国阶级斗争的前途抱怀疑态度，这在霍克海默上任伊始就表现出来了，当时正是该所的基金于1931年悄悄地转移到荷兰，并把它的国外办事处设在瑞士的时候。
纳粹于1933年取胜，社会研究所被迫流亡，但它作为一个中心并未毁灭。霍克海默通过谈判正式于1934年把该所迁往美国，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并策略性地更名为“国际社会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所有最亲密的同事都被他一一设法接到美国与他会合。该所迁移美国，就使它转移到了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之中。在新环境下，该研究所稳步地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适应当地的学术气氛或集体的感情，有意在自己的著作或文章里避开所有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词汇，进行带有通常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学调查。该所为了在新的住地掩饰自己，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私下仍然尖锐地敌视美国社会，这在战后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有所披露。
该所于1949-1950年迁回法兰克福，但是，它的社会作用和理论方向在美国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可能改变了。由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遭到纳粹主义和英、美镇压的先后破坏，战后的西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又是欧洲最右倾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该国的无产阶级暂时变得消极和沉寂了。德国共产党被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已正式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在这种环境下，该研究所完全实现了非政治化：在美国学术界里它还只是一块孤立的飞地，而在西德则正式享有盛誉并受到保护。霍克海默在30年代所宣扬的“批判理论”至此已经与社会主义实践明显地脱离了联系。霍克海默本人在退休后甚至开始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但是，于1958年担任该所所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了该所最有影响的一批著作的阿多诺，却由于脱离政治，而且总是比他的同事们要脱离得更远，反而避免了走这条路。作为对照，居留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上和组织上处于严重隔绝的情况下，作为个人，仍然保持了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但这种状况的客观倾向却使他在思想上付出了代价。马尔库塞专心致志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但他却完全脱离了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任何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在美国提出了工人阶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结合”的理论，这就在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运动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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