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人到经济人
总的来说，斯密的人性图景最非同寻常的一点就是它毫无非同寻常之处：并没有任何违反我们直觉的论述，也许（我之前分析的）他有关人类平等的极强立场可以除外。斯密关于我们动机的论述，尤其没有任何违背我们直觉的地方。人们有自爱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人们的仁慈随着他们对仁慈对象了解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人们需要自制以恰当地运用自爱和仁慈；人们能够超越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情感，达到一定程度的无偏私；当人们以这种无偏私的眼光看待人们并将他们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时，他们就是公正的；人们拥有宗教情感、愤恨、勇敢的能力，这些既能为自爱和仁慈情感服务，也可能与之脱离；人们最大程度的幸福，来自德性，不抱过度的期望以及他人的高度敬重，这（在诸多“外在”善中）最需要的是健康、朋友、交谈的机会，以及有机会体验自然及艺术的美。最后，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人性的基本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随着文化、历史阶段以及经济环境的不同而变化。这似乎看起来过于中庸，过于四平八稳，与我们通常的直觉相去不远。我们甚至会对此感到失望，如果这样，我们就是忘了或是拒绝接受斯密自己对哲学家的界定，即哲学家就是对我们已经拥有的常识进行提取，其长处在于能够将我们已经信奉的东西进行连贯而清晰的呈现和组织。斯密并不赞同违背我们的直觉，将所有类型的幸福都化约为某种愉悦情感的不同程度及组合，边沁的功利主义让边沁骄傲地宣称“图钉和诗歌”所带来的幸福感并不存在内在差异。斯密也无法接受曼德维尔很喜欢的将人类所有动机都反直觉地化约为自爱。
斯密满足于或受驱迫于理论需要，勾勒了一幅常理之中的人性图景，自爱仅仅是我们天性的许多组成部分之一。这一观点与我们绝大多数人在高中或大学第一次听说斯密时所获得的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国富论》中，斯密难道不曾阐述人类是纯粹自利的吗？事实上，难道这不是斯密对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吗？所谓“伟大”贡献是指界定了整个研究领域，以至于如果否定这一立场，就可能要否定这个研究领域。如果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难道不是表明斯密在自己的两本著作中改变了立场，而《道德情操论》在思想上更为保守，斯密还不具备足够勇气为了能够以真正科学的态度研究世界而放弃自己的道德主义？
毫无疑问，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不”。我不认为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持有不同的观点，也不认为斯密为了将经济学作为科学加以研究，需要这样一种不同观点。我之所以不这么认为，部分原因是斯密在写完《国富论》后，继续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修改，并没有在其后的多版修改稿中转向对人性更为自利的理解；另一部分是由于为了支持纯粹自利的人性图景，斯密将不得不放弃我认为是斯密所有著作根基所在的常识方法论；而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不认为《国富论》的文本解读支持纯粹自利的人性图景。在这一章，我讨论了拒绝对《国富论》进行“纯粹自利”的解读的历史原因和方法论原因；下一章将讨论文本方面的依据。再下一章讨论摒弃另一种对斯密经济学的更巧妙的解读——认为它基于一种反直觉的人性图景——的文本依据：这种解读主要依赖于《道德情操论》并主张，斯密认为激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涉及自然对我们施加的“欺骗”或“幻觉”。在这两种情况下，斯密的标准看法都是将经济人理解为一种完全不同于道德人的动物。而相反，我认为从道德人（homo moralis）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如果斯密确实是一位如他所展示的那样周到细致的哲学家，那么他会希望在道德和经济领域活动的是同一种动物。我希望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能够证明,为什么道德人和经济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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