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研究》：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恢复活性依赖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这也再次激起对于传统保守主义生存性危机的讨论。从伯克时代开始，学术界始终怀疑传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独立意识形态存在的价值。它在关键议题上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导致对它的投机主义指责。对今日传统保守主义的生存危机分析则指向更为现实的问题，即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英美还是更广泛的欧洲地区，传统白人所占据的人口比重正在不断下降。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依赖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同时意味着它实际上是以过去较为单一化的种族作为基础模板。至少伯克时代的保守主义者不会认为英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种族融合国家。
伯克可以承认历史的变动性。问题是，今日西方世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比如在美国，传统白人的比例已经跌破50%;与之相反的则是拉丁族裔人口的迅速上升。人口学家甚至预计，在21世纪中叶拉丁族裔将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群体。这种根本性的颠覆局面指向了传统保守主义的现实困境：如果连人口结构都发生根本性逆转，传统保守主义究竟应该保存的是英美的传统历史还是拉丁美洲的历史？
对于这一问题的狡猾回答是，传统保守主义在人口转化的过程中也将新的族裔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更适应新结构的传统保守主义特征。但这没有损害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内涵。无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自由放任还是市场监管，都只是特定时期的政策选择。拉丁族裔的壮大不等同于拉丁式思想取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历史的惯性同样发挥作用，最终帮助两者融合。这种狡猾的回答回避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不同族裔主体性问题。在可能的融合之前，更有可能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强烈冲突。
传统保守主义的国别性问题可以被视为典型表现。由于不同的历史塑造，各国的传统保守主义完全可能在许多问题上拥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的后代必须从我们这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文化。文化是一种体验的储存库，这种体验既是本地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既是现在的，又是永恒的，是一个被时间神圣化的社区的体验。只有当我们也继承了它，我们才能传承下去。”①在具体政策上的选择偏好意味着不同主体究竟谁占据主导性的问题。这才是人口结构根本转变的问题所在。在难民问题上，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者可以以社区大多数人的名义要求外来者尊重本地社区的特殊性；但如果外来者的数量已经完全超过本地居民，是否还能对外来者施加如此强烈的要求呢？
潜在的解释策略是重新引入伯克对于殖民帝国的构建，按照伯克的基本理解，印度地区已经拥有自己的文明系统，人数也远胜于英国本土。英国人所要做的是尊重印度的文化传统，在保存地区多样性的情况下建立有效的联邦制管理结构。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实不可消灭。“如果你粗暴地、不明智地、致命地，通过敦促从最高主权的无限性和不可限量的性质中进行微妙的推理，并产生令你统治的人所厌恶的后果，你将通过这些手段教导他们对主权本身提出质疑。”①拉丁族裔和昂撒族裔在社会保守的问题上也没有抽象理论上如此大的差异。两者都坚定支持传统的家庭观念，拒绝性解放；也都认可宗教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堕胎问题是最为有力的例子。在美国最反对堕胎的群体不是昂撒白人，而是拉丁族裔。
人口结构的根本逆转可能会改变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样貌；但这并不等于传统保守主义无法构建一种跨种族的社会保守主义的观念。“多元文化主义显然已经失败了，但是比白人民粹主义更好的对策是一个国家的多种族融合。”②特朗普可能因为明显的白人民粹主义政策而失败，但更敏锐的新一代美国保守主义政客正在抓住这一机会，推出能够跨越种族的保守主义实践。家长运动的基础就建立在跨种族家长对于学校所教授的价值观的忧虑之上。他们反对诸如批判性种族理论和性多元化的理论对世界观不稳固的子女产生影响。这也再次为传统保守主义一直强调的文化战争注入新的推动力。扬金和德桑蒂斯的选举结果也表明，比起虚无缥缈的价值观问题，只有这种真正的日常生活焦虑才能激发普遍的共鸣。只要大多数家长依旧重视自身子女的安全，他们就并不希望一个随意宣传自己为跨性别恋的男生进入女厕所。
传统保守主义的真正危机来自未来。今日的传统保守主义突破了传统的“嘴笨”印象，进入互联网的公共辩论之中。但这种转化从根本上是消极性的。它温和的本性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日益激进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传统保守主义者被迫卷入对于日常生活的捍卫中。换言之，如果不是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严重威胁日常生活方式，传统保守主义也不可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问题是，一旦危机得到缓解，传统保守主义非常容易再次陷入迟钝之中。“在考虑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承认保守派有一种独特的劣势，而这种劣势使得他们必须比通常的对手更强大、更狡猾，甚至更马基雅维利主义。因为在政治上缺乏任何明显的目标，他们缺乏任何可以激起群众热情的东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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