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生于193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哲学教授，是当今英语哲学界非常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重要著作包括：《哲学与自然之境》(1979)、《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哲学论文第一集》(1991)、《论海德格尔及其他哲学家：哲学论文第二集》(1991)、《真理与进步：哲学论文第三集》(1998)、《立国论》(1998)和《哲学与社会希望》(2000)等。

　　《偶然、反讽与团结》：
　　不过，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与尼采及布鲁姆的这一项企图虽然相容，但它却不蕴涵这一项企图。对那些坚持这类诗人是人类典范的人而言，弗洛伊德似乎可以使他们获得解放和启发。但试想一个人（如康德）可能会坚信无私的、无自觉的、缺乏想像力的、端正诚实的、富有责任感的人，才是人类模范。这些人就是康德的著作所崇尚的；他们既不像柏拉图的哲学家那样心思格外敏锐或对知识极具好奇心，也不像基督教圣者那样热衷于为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爱奉献牺牲。
　　康德区分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理性宗教与宗教狂热，构想出单一的道德令式观念，为的就是这一类人。因为他认为，这类人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们自视为无条件义务的承担者，为实践这种义务，他们不必诉求于明智的计算、想像的投射或隐喻的重新描述。所以，康德不仅发展出一套崭新的、富想像力的道德心理学，而且也对生命及文化每一个面向提出全方位的隐喻式的再描述，其目的完全是要替这类人构作一个睿智的世界。用他的话来说，他拒绝知识，其目的就在于为这类人的信仰找到定位，使他们相信，他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实践义务；他们是人类的模范。
　　关于什么才是真正人类的典型，过去似乎常常有必要在康德和尼采之间作一选择。但是，弗洛伊德提供的人类观，却可以避免这项选择。凡读过弗洛伊德的人，都不会把布鲁姆的强健诗人或康德的普遍义务实践者，视为人类典范，因为弗洛伊德规避人类典型的观念本身。他不相信人类是具有一内在本性的自然类（natural kind），具备一组有待开发或永远开发不尽的内在力量。弗洛伊德反对康德的残余柏拉图主义与尼采的颠倒柏拉图主义，他认为尼采的超人和康德的普遍道德意识，只是许多调节适应方式中的两个例子，只是我们处理面对成长过程的偶然或盲目印记的许多策略中的两个例子。两者都言之成理，各有各的利弊得失。端正人士往往枯燥乏味，大才子则与疯子相去无几。弗洛伊德崇敬诗人，却又将诗人形容得像婴儿一样；他觉得纯粹道德的人显得无聊，却又认为这种人是成熟的。他既不偏袒热衷其中一方，也不要求我们在其中作一选择。他不认为我们具有一项机能，可以作这样的选择。
　　他也不认为有必要建构一套人性理论，来维护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认为这两种人都在能力范围内尽力而为，但没有一个是“比较真实的人”。抛掉“真实的人”这个概念，就等于不再像第一章所描述的康德一样，企图将自我加以神圣化，以取代神圣化的世界；也就是拆除必然性的最后一个大本营，把建构“人类皆面对相同的必然命令、相同的无条件要求”一观念的最后企图，消除干净。尼采与弗洛伊德的联系，就在于这个企图——试图主张盲目印记并非不值得作为我们的生命或诗歌的蓝图。
　　不过，前述弗洛伊德认为道德人士端正而枯燥乏味，这种说法遗漏了尼采和弗洛伊德间的一大差异。弗洛伊德指出，如果观察思想正派、循规蹈矩的人的内心世界，如果让这人躺在心理治疗椅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在表面上枯燥乏味。在弗洛伊德看来，没有人是里里外外枯燥乏味的，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意识是枯燥乏味的。弗洛伊德之所以比尼采更有用、更有道理，就在于他不把大部分的人都贬抑为只是终将死亡的动物。因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理论，告诉我们如何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视为一首诗——或更确切言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会因受痛苦的折磨，而无法学习语言，也不会因俗务缠身，而没有闲暇发展自我描述。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企图用自己的隐喻来装饰自己。诚如菲利普·里夫所言，“弗洛伊德赋予每个人一个富创造性的意识，从而民主化了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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