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之路：马克思哲学道路的当代阐释》：
形态学之所以不能真正达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是因为它没有意识到文化和文明归根到底只是社会存在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表现样式，它们不能取代社会存在成为历史划分的尺度。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决定了社会存在总体的广度和复杂性，从而决定了世界范围内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前工业文明中，人类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在总体上也相对狭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和并存着多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社会。这正是形态学赖以根据文化和文明去划分历史的事实依据。然而，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建立，人们日益打破各自社会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确立起越来越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体现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力图无限制地扩展自己的统治范围，打破一切民族、地域和文化等的界限，日甚一日地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因此，随着资本的世界市场的建立，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世界历史时期也由此发端。在这里，文化和文明、国家和民族，还会发挥作用，但是，它们都必须接受君临一切的资本的影响和改造，按照资本所允许的方式发挥作用。
可见，只有社会存在总体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视域，而物质生产实践的性质与水平是区分不同社会总体的内在标准。当生产力性质相对简单、水平相对低下的时候，人们只能构成较小的社会总体，例如氏族、部落、民族，等等；由于生产力的持续而缓慢的发展，人类迟迟未能摆脱以血缘和地域联系所构成的自然关系的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因而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构成了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轴。这时，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部族传说、宗教信仰和自然形成的生产条件共同决定的社会文化特质构成了区别不同社会总体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特质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伴随着民族的发展而持续存在下去。但这决不意味着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自足单位。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必然要被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消解，这时，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所生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文化特征必然要取代纯粹民族文化的地位，成为资本的全球性统治的补充和象征。
因此，当形态学家们自以为解决了历史研究中的难题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一样，从历史之外，把人本学的、宗教学的或文化学的东西再一次强加给了历史。这依旧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不是把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作整个现存世界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是把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文化特征当作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本质和原因。所以，在传统历史观中，政治、宗教和文化史构成历史的主线，而经济史即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历史反倒成为文化史的附属物。事实上，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存和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再生产出来的新的需要就已经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需要。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亦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一方面建构着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建构着与他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由此而形成了社会存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说：“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历史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它既不会因为西欧文明的没落而终结，也不会在上帝的观念中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它总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向着更高的阶段迈进。
形态学家之所以会把派生性的精神特征当作本质和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没能正确认识原始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独立性”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语言和意识是在人们原初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出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人的意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作为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具有一种“独立性”的外观。例如，原始人的祈雨活动本身就是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的一个有机构成，与其他耕作活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形态学家正是因此把这些精神特征独立化了。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增多和分工的发展，原始的语言和意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时候，意识开始成为脱离现实实践的意识，而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于是它便能够“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样一来，意识就能够摆脱现实世界的实际进程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的“独立性”在当代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中达到了它的顶点，并成为像形态学家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障碍。不过，意识的“独立性”终究是一种假象，它始终都是特定的物质活动过程在头脑中的反映。如果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与现存的关系和秩序发生了矛盾，那么，这多半是因为人们要维护的现存社会关系和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因此，当斯宾格勒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悲观主义的推论，汤因比认为只有在神正论中才能找到文明兴衰的持久价值和现实基础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意识到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对旧有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冲击与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旧制度的灭亡的预言家，但不是新社会诞生的先知，因为，无论是对西方文明现状的诅咒，还是对上帝的忏悔，都不能改变它们所赖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旧社会秩序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将不仅为摧毁现存制度准备物质基础，而且将为此准备一切必要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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