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夫与猎人的分工、交换关系所隐含的理论意义看，他们体现着独立、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关系可以说是以往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即整个开篇，也是在同样的具象化（物象化）或者说“实在”的场景中，阐明最基本的劳动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从形式上看，两者似乎没有差别。然而，只要我们准确理解《资本论》开篇的普遍化简单商品关系与具体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理论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将渔夫与猎人的分工、交换关系看成普遍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寄托了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被看成资本主义生产在观念上的理想状态。对此，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其本质。1858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类似《资本论》开篇的普遍化的简单流通关系，它所体现的“就是自由、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王国”①；巴师夏、凯里等把这种最表面、最抽象的关系当作他们的真理，并应用到较发展的生产关系及这些关系的对立中去，把这里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关系看成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蒲鲁东主义者及类似的社会主义者则是把适应于这种等价交换（或被认为是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等，拿来同这种交换所导致和所由产生的不平等相对立，要求把自由、平等、所有权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以此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平等关系。
与古典经济学根本不同的是，《资本论》开篇中普遍化的简单商品关系是对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抽象，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由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体抽象出来的，因而“个人”是市场主体的符号，这里只是暂时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形式上独立的商品经营者实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这种科学抽象呈现的场景隐含了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化的逻辑必然性。因此，在《资本论》中，价值规律向剩余价值规律转化体现为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生理结构”在科学认识中的逻辑转化，历史的转化只是作为例证。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不是抽象的价值立场或意识形态观念，恰恰相反，这种科学抽象及其逻辑的展开隐含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从而突出了意识形态批判在《资本论》中的核心地位。它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描绘的“美妙的”关系即使能够暂时存在，也必然向“可怕的”结果转化。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看，价值规律向剩余价值规律的逻辑转化具有双重理论意义：一方面，开篇中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及其一般规定作为某种“个人所有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一般本质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才能超越私有制，成为现实的实践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的一般特征。然而，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抽象，它还是以一种科学的“场景”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异化的社会关系分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合理的“逻辑起点”。①以此为基础，通过逻辑的转化，《资本论》能够揭示基于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本质，从而在本质意义上戳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合乎人类自然本性的谎言。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中，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以抽象人本主义和鲁滨逊式个人主义的形式，以市民社会等理论形式，充当了这些理论的意识形态前提或价值立场，因而它在《资本论》中又隐含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前提的批判。马克思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通过科学的认识进程和理论逻辑的发展，揭示了资本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异化劳动本质，揭露了以往经济学家的价值立场，也就达到了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表明，斯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具有原则性错误，总的看来，他们是从抽象人本主义出发，其学说既是以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形式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又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辩护。不过，这种理论从劳动价值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出发，涉及社会财富创造的本质和财富分配中的利益对立，从而具有一些科学的成分。
《资本论》开篇的普遍化简单商品关系与具体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表明，开篇中科学抽象后呈现的普遍化简单流通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既统一又对立。交换居于支配地位且体现自由、平等、互利、所有权的普遍化简单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表面，它首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因此，两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然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普遍化简单商品关系这种意识形态理想存在原则性对立。这样，开篇中的科学抽象及其逻辑转换的必然性，势必否定普遍化简单商品关系，从而暴露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这使以往政治经济学乃至一切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破产。因此，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揭示可以说为《资本论》的全部批判奠定了基础。对于这种批判，马克思是充满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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