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福柯（新版）》：
权力往往被概念化为强大的凌驾于无权人民之上的代理机构，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并拥有强迫这些无权人民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的能力。权力也往往被视为一种财产——那些被有权的人掌控而无权的人试图从他们的控制下夺取的东西。福柯批评这种看法，在《性史（第一卷）》中，他认为权力是表演性的东西，与其说是持有，不如说是策略。权力应被看作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应当是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一些东西，或能持有的东西。福柯在《权力／知识》中说道：“权力必须为循环的东西，或能以链条形式运作的东西。权力通过网状组织运行。个体是权力的工具，而不是施用对象”（Foucault 1980：98）。这里要注意几个要点：第一，权力被概念化为一个链条或网，即遍布社会的关系系统，而不仅仅是一组被压迫和压迫者的关系。第二，个体不应被看作仅仅是权力的接受者，而是作为权力被确立或抵制的“场域”。因此，他对权力的理论化迫使我们不仅要重新建构权力本身，也要对个体在权力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构——无论是简单地服从压迫还是在与他者和机构的关系中积极地发挥作用。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福柯倾向于把权力视为策略而非拥有，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从事或执行的事件，权力应被看作是不断执行的，而不是被实现的东西。事实上，他认为，权力是一组弥散在全社会的关系，而不是被设定在特定的机构，如国家或政府。在题为“批判理论／知识理论”的采访中，他说：“我没有用一个大写字母'P'来指代权力，没有把它的合理性强加于社会主体的总和上。事实上，权力关系是多重的；它们具有不同的形式，它们可能在家庭关系中，或一个机构内，或管理部门内发生”（Foucault 1988c：38）。因为福柯在这里把权力描绘为所有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他似乎受到路易·阿尔都塞作品的影响，阿尔都塞是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老师，他的分析集中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家庭、教会、教育系统）而不是镇压性国家机器（也就是法律制度、军队和警察）（Althusser 1984）。在一篇题为“权力与性”的访谈中，福柯认为，这些多重权力关系不容易被观察到：“权力的关系或许跻身于社会主体最隐蔽的事物中……[我们的任务是]调查权力关系中最隐蔽的可能是什么；把它们绑在经济基础上；不仅在政府形式中，也在政府内部或类政府中跟踪它们；在实质性的形式中揭示它们”（Foucault 1988d：119）。因此，福柯不是简单地把权力安置在一个集中化的客观的机构中，如军队或警察，像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他感兴趣的是权力的局部形式以及与个体或其他机构协商的方式。关注权力关系在局部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它已经影响了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曾试图发展性别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模式，认为权力不仅仅处于机构中；她也试图把性别同一性看作是特定情况下的操演，而不是拥有（Butler 1993；Salih2002）。
福柯的权力观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早期的女性主义权力观模式背道而驰，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早期的女性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只是压迫或压制的一种形式，即福柯所谓的“压抑性假说”。相反，福柯认为权力同时也是生产性的，会产生行为或事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自由和约束个体。他在《性史（第一卷）》说道：“如果权力除了压迫别无其他，如果权力除了说不之外一无所作，你认为我们真会千方百计服从它吗？”（Foucault 1978：36）这句话暗示的意思是除了压制以外，一定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人们顺从。举一个例子，他在《性史（第一卷）》（1978）谈到19世纪关于男孩自慰的发展，这导致了大量如何预防或阻止这种做法的手册出版，继而引发对男孩的全面监控。福柯没有把这看作是对儿童单纯的压迫或对他们性欲和行为的控制，他在《权力/知识》中认为，“这是幼儿身体的性化（sexualising），是父母和孩子间身体关系的性化，是家庭领域的性化……性是权力的积极产物，远甚于权力是性的压抑”（Foucault 1980b：120）。因此，对儿童的性的讨论，对儿童性行为的观看、劝告和惩罚，实际上会带来一系列性关系和反常的性行为的产生——这些性行为原本是要被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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