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研究着力于突破此前从统治与被统治的角度对霸权的单向界定。葛兰西认为霸权问题是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而霸权的建构绝非自上而下的灌输或者强制，而是需要采取一种软的方式，通过“认同”来进行。“认同”成为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关键点，认同在领导权活动和领导权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认同的强调意味着葛兰西试图探索一种更加温和的、更加综合的领导权模式。葛兰西认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要领导劳动者中的其他阶级比如意大利的农民，就必须了解和重视农民的问题，把他们的文化纳入自己的世界观范围内，并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革命领导权不是要统治追随它的伙伴，而是要真正地与底层文化集团相结合。“他们必须把自己思考为一个旨在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阶级的工人成员。这样的一个阶级只有在他帮助并跟随这些社会阶层的绝大多数人的情况下，才能赢得并建设社会主义。”
而要取得文化领导权则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于之前的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避免介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而有机知识分子则与之相反，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掌握科技或者写作技术，而是要求参与包括领导权在内的实际生活。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领导权当然不是简单地对人民进行灌输，而是需要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对话，因为仅仅进行知识上的指导是无效的，要嵌入到人民的关注点和世界观之中，与“人民一民族”产生血肉联系，实现共同生活。
在欧洲，发达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私领域）和国家政治（公领域）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服从一领导关系，市民社会已经相对独立并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和传统，因而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应当在实践中充分了解市民社会的习俗，并通过本阶级文化与市民习俗的有机交融，才可能取得市民的文化认同，为文化霸权的实现做出切实有效的工作。
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葛兰西认识到，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虽然自以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寻求某种思想的独立，但是往往不自觉地仍然囿于意识形态之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要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必须跨越原本存在的文化鸿沟，真正深入文化习俗之中，并在革命实践中与无产阶级的文化融合和联合，才能真正对文化霸权的建构起到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在葛兰西这里如同在列宁那里一样，不再被视作仅仅是统治阶级所建构出来的、具有欺骗性的虚假文化，而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切实存在并对其经济、政治都能产生影响的现实因素，因此也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予以重视并重构的环节。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威廉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可谓出色地阐发并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立足于英国具体实际，做出了更加精细、更加具有威尔士风范的阐发，将对文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到了高潮。威廉斯之所以格外重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内在原因在于文化生产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的统治模式已发生变化，威廉斯认为在传统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之外，必须进一步加强文化的斗争，而且最有活力的反抗应该来自文化领域，如何积极参与到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和扩展之中就成为威廉斯关注的重点。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认同”“有机知识分子”“统一战线”“民族与人民”问题都对威廉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威廉斯走出英国文化研究中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争议的扬弃之路上，葛兰西的思想也对他颇有助力。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文化霸权的构建尤其需要社会的广泛接受，它不仅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被全体社会成员当作合理的现象来接受，因而是一种协商而非独裁，其实现是一个协商和获得共识的过程。通过协商达到互相认同，实现多元文化共享的社会状态是威廉斯一直以来追求的共同文化理想的实质。文化霸权的“融合”更为注重一种社会权力场域中的妥协，共同文化的“融合”注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认同。虽然威廉斯对葛兰西确有所借重，但不是简单承续和应用，而是立足于英国的社会实际，富有更多的时代特点和威廉斯特色。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
如果说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上承葛兰西，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则更加复杂。一方面，在重视文化领域这一点上，威廉斯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共同的视域交集，二者都关注到了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凸显，都把着力点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经济决定论和暴力革命问题转移到文化批判或文化革命上，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社会生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另一方面，二者对当代社会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观点和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虽然同样重视大众文化，但是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因为方向相反而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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