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早年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后期创作转向古典主义，主题贴近宏大的社会变革题材，风格悲壮雄浑。代表作有《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等，与歌德并称为“德国最伟大的作家”。

第五封信（节选）

当今的时代和眼前的种种事变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吗？现在我就转而看一下这幅宏伟图画里最引人注目的对象。

的确，偏见的威望倒了，专制已被揭开了假面具，它虽然还有势力，可是再也不能诈取尊严。人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苏醒过来，大多数人都一致严正地要求恢复人不可丧失的权利。但是，他不只是要求，他还处处挺身而起，要用暴力夺取他认为无理地拒不给予他的东西。自然国家的大厦摇摇欲坠，它枯朽的基础正在崩溃；好像已经有了物质的可能性，法则可以登上宝座，人最终可以作为自我目的受到尊重，真正的自由可以成为政治结合的基础。这是徒劳的美梦!现在还缺少道德的可能性，一个肯于慷慨施予的时机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

人是用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画像的，那么，在现代这场戏里画出的是些什么样的形象！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

在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这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客观的人性有理由抱怨国家，而主观的人性必须尊重国家的种种措施。因此，既然国家还必须维护人的生存，那么，它忽略了人的天性的尊严，这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国家忙于通过引力而分，通过聚合力而合，因而不可能想到教化力，这能责怪它吗？国家的解体就包含了它的答辩。解脱了羁绊的社会，不是向上驰入有机的生活，而是又堕入原始王国。

另一方面，文明阶级则显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这些毛病出于文明本身，这就更加令人厌恨。我记不清了，不知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高贵的事物一旦败坏就更为可恶。我们将会发现，这句话也符合道德方面的实情。若是自然之子，超出常轨，充其量会变成一个疯子，而有教养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卑鄙之徒。文雅的阶级由于理智的启蒙而感到自豪，这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整个看来，这种启蒙对人的意向并没有产生多少净化的影响，反倒通过准则把腐败给固定下来了。在自然的合法领域，我们拒绝了自然，而在道德领域我们却接受它的专制；我们抵抗自然的印象，与此同时又从它那里攫取我们的原则。我们道德习俗的那种矫饰的礼仪，否定了自然本可原谅的要求唱第一声部的权利，而在我们的唯物主义伦理学中却给予它最后的决定权。在最精于世故的社交中心，利己主义筑起了它的体系，我们受到了社会的一切疾病和一切疾苦，却没有同时产生一颗向着社会的心。我们使我们的自由判断屈从于社会上专断的偏见，使我们的情感服从社会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习俗，使我们的意志受社会的各种诱惑；我们坚持的只是我们的任性，以此来对抗社会的神圣权利。在粗野的自然人的胸中，还常有一颗同情的心在跳动；而在通达之士的胸中，由于骄傲的自满自足这颗心却在收缩，就像是从着火的城市逃难一样，每个人都只是设法从毁灭中抢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财物。有人认为，只要完全否定了多情和善感的毛病，就能抵御由它造成的混乱；嘲讽固然常常有效地惩戒了狂热分子，但也以同样毫不宽容的态度诽谤了最高贵的情感。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战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智慧。因此，我们看到，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

献给美的告白（丁宁）

中译本序言（冯至）

第一封信至第二十七封信

附：论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