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馨，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化关系、英语文学、女性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与视觉艺术关系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研究”和“《伯灵顿杂志》与中国艺术美学的西传研究”三项。已出版《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等专著8部、译著6部。

白薇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化关系、英语文学、对外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发表论文多篇。

　　其次，就对中国文学一文化的整体认知而言，传统汉学家受主体身份和时代氛围的双重限制，“他们谨遵欧洲的叙述传统，努力用英帝国主流的文化美学观译介中国文学，旨在传播基督的福音或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服务，带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较为严重”①。相较之下，即便不如理雅各、翟理斯那样有多年生活在中国的宝贵经验，从未到访中国的韦利却始终满怀对中国文学一文化的热爱，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研究已不单单只是为了将其引入西方，而是更希冀以此来革新英国诗歌的旧貌。所以，如果说理雅各、翟理斯的中国文化观形成于帝国主义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中，韦利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颂扬则与西方反思启蒙现代性的潮流相互依存，他显然视中国文学一文化为英国学习的榜样，其目的是改变英国文学中僵化的部分。这与传统汉学家的观点甚为不同，但与其他“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中国文化观则十分契合。
　　再次，就翻译的策略而言，两代汉学家的观念也发生了剧烈碰撞。1918年，韦利和翟理斯曾就诗歌翻译爆发的激烈论战，即是这一差异的具体表现与激烈交锋。翟理斯等传统汉学家长期受到英国文学传统的熏陶，在译介中国诗歌时格外注重整饬的格律、严格的韵体和典雅的用词；而韦利则偏向散文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拘泥于诗歌的韵脚，并主张运用无韵诗和弹簧式的跳跃节奏（sprung rhythm）来翻译诗歌。这场论争以《新中国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双方唇枪舌剑长达五年之久。二人的分歧表面上主要围绕汉诗英译的准则和策略等问题，但从深层来看，这也可以被视作英国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观念的一次正面较量。如前所述，韦利和英、美现代主义学者都有密切交往，他们秉持的现代主义理念和中国文化观势必相互影响。其中，庞德及其主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意象派诗歌运动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英美新诗运动，它在利用意象创作自由体诗方面所做的试验改变了西方读者的欣赏趣味，影响了英美乃至世界现代诗歌走向”①。即便韦利并不承认自己受到庞德的影响，但二者都通过引入中国诗歌来革新英、美诗歌传统的取向与做法却甚为相似。不管是庞德的《神州集》还是韦利的《170首中国诗》《英译中国诗》，都在20世纪成为英、美现代诗人获取创作养分的资源。而中国古典诗歌也经由他们之手，漂洋过海融人英、美新诗的理念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韦利在与翟理斯的论辩中最终并未胜出，但他的诗歌翻译理论依旧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作为一位诗人，他的诗学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他在1953年获得的女王诗歌奖（Queen's Medal for Poetry）正是对其译作和诗作的充分褒扬。
　　最后，就翻译文本的选择而言，韦利亦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改变。他对原文本的选择也与上文论及的诗学观念有关，在其翻译成就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当属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风格上，韦利喜欢通俗易懂、风格简约、清新自然、题材日常化、意象具体化的诗歌，不喜欢诗歌中典故的堆砌和佶屈聱牙的句式。因此，他认为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诗歌最佳，清代诗人袁枚亦是他所偏爱的对象，同时他更注重对唐前诗歌的译介。当然，这也可能与“袁、白自由闲散的生活状态比较容易引起当时英国知识分子的共鸣有关”②。此外，对诗人寒山的译介也是韦利的贡献之一。“英美最早译寒山诗的依然是韦利。所谓‘早’，也到了50年代初，1954年他在著名的文学刊物《文汇》上发表《寒山诗27首》，迅速在英美诗人中引起注意。”③寒山及其诗歌在英、美新诗界中流行，甚至成为美国垮掉派文学的代言人，是中国诗歌“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例证。究其原因，可能与其风格的简约、意境的质朴、用词的通俗直白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诗歌中蕴含的禅宗哲学带给英、美现代主义者以深刻的启迪。相较于韦利，传统汉学家则受限于意识形态，译介的多是中国文化经典，推崇的也多是正统的儒家学说，二者的差别由此看来颇为明显。
　　综上所述，通过对欧洲汉学史和英国汉学史的纵向勾勒，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汉学家韦利正处于英国从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的转折点上。与传统汉学家相比，他的主体身份、中国文化观、翻译策略、翻译文本的选择无不体现出鲜明的革新色彩和现代特征。而从横向来看，韦利的诗学观念和汉学译介离不开英、美现代主义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他们之间复杂而庞大的交际网络，中国古典文化得以进入西方世界，并在文学、艺术领域成为英、美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助力。

引 言…………………………………………………………… 1

第一章 西方的中国形象与20世纪初的中英文化碰撞 …… 1
第一节 西方的中国形象:启蒙时代之前 ……………… 2
第二节 17—18世纪欧洲的第一次“中国热”………… 12
第三节 20世纪初的中英文化碰撞 …………………… 24

第二章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形成及与中国文化的亲缘
关系 ………………………………………………… 38
第一节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形成与发展 ………… 38
第二节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价值立场及与中国文化的
亲缘关系 ……………………………………… 50
第三节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进入英国的基本渠道
………………………………………………… 61

第三章 汉学家笔下的诗性中国:韦利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 74
第一节 韦利作为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的桥梁 ……… 75
第二节 韦利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 ………………… 84
第三节 韦利的汉译成就与中国文化观 ……………… 96
第四节 韦利的中国文化观与英、美现代主义 ………………… 107

第四章 哲学家眼里的道德中国:迪金森与罗素的东方乐园 ……… 120
第一节 迪金森与罗素的中国情缘……………………………… 120
第二节 《“中国佬”信札》中理想的中国文明观………………… 131
第三节 《中国问题》与现代性反思……………………………… 141
第四节 当“道德中国”遭遇“现实中国”………………………… 150

第五章 美学家心目中的审美中国:弗莱等的中国艺术渊源 ……… 161
第一节 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中对中国艺术的认知 …… 162
第二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艺术的重新“发现”
…………………………………………………………… 166
第三节 弗莱等的现代主义探索及与中国的艺术之缘………… 174

第六章 弗莱、贝尔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汲取与阐发(一)…………… 184
第一节 对主观表现、散点透视与平面构图的推重 …………… 185
第二节 从“气韵生动”到韵律之美 …………………………… 197
第三节 以“留白”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构成元素…………… 208

第七章 弗莱、贝尔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汲取与阐发(二)…………… 217
第一节 从简约与抽象中发展设计的观念与结构的意识……… 217
第二节 追求情感与智性的和谐协作…………………………… 228
第三节 形式主义美学的内在悖论……………………………… 237

第八章 作家想象中的神秘中国:伍尔夫、斯特拉齐等的中国因缘
………………………………………………………………… 241
第一节 伍尔夫与中国以及中国文人的渊源…………………… 241
第二节 伍尔夫与凌叔华《古韵》的写作与出版………………… 253
第三节 斯特拉齐剧本《天子:一部悲情的情节剧》中的中国想象
…………………………………………………………… 263
第四节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其他作家与中国………………… 271

结论 中国作为“他者之眼”…………………………………………… 278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