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研究——以作家书信、日记为中心》：
与战火纷飞的大场面不同，《人民的巨掌》大多使用了一些生活化的场景，虽然结局是必然的“光明战胜黑暗”，反动势力势必以失败告终，但是电影也告诉观众一个事实，即与敌人的战争不一定非要荷枪实弹发生在战场上，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敌人对新生共和国的破坏之心不死，人民必须时刻保持着对敌对势力的警惕和与之战斗到底的决心。通过这样一些具有暗示性的元素的植入，《人民的巨掌》等影视或文艺作品将一种源自解放区的战争话语带到了共和国初期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话语在日常生活中高频率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在文学中，这种战争话语的出现深深地影响了作者对文本主题或题材的选择。当时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索走的：一条线索是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争生活史诗化、经典化，以期建立一种对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文学性想象；另一条线索则是歌颂新生共和国以及翻身做主的人民。对于第一条线索，由于战争题材本身的需要以及共产党对其从解放区带来的一套话语的推广宣传，战争话语本身就是其题中之义，且在这类作品中以一种叙事伦理的姿态出现。以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三红一创”中的《红日》为例，小说一开始，即以素描的笔触绘出了一幅涟水城外肃杀凋敝的场景，紧接着作者明白地道出了这一残败的景象形成的原因——“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②，有了这一主题性的基调，小说情节展开的过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沿着一条战争发展的路线叙述下去了。在小说中，对于战争的惨烈、战士的英勇等描写成为其主要结构性元素，而部队番号、武器规格、军衔等级、黑话暗语等也在这类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并成为这类小说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这些因素，当下的和平局面渐渐地被隐退，而硝烟作为底色再一次被呈现出来，时刻提醒人们要记得新生共和国的诞生是多么来之不易，并激起未曾真正上过战场的普通民众对于战争的想象性建构。而在另一条线索中，战争话语的移植也是显而易见的，大跃进时期形成的《红旗歌谣》可以说是这些颂歌的代表。在“编者的话”中，《红旗歌谣》的编纂者将这些颂歌界定为“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①也就是说，这些歌谣反映了这个新时代人民的基本精神面貌，传达出了共同的主题：“他们歌颂祖国，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他们歌唱新生活，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②。而该书的主编是当时文化界的扛鼎人物郭沫若和周扬，一种孔夫子删订《诗》三百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主编的人选也很值得注意。长期以来，郭沫若是文艺界的领军人物，由其主持编纂这部“新诗经”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郭沫若在政治身份上也有着“先天不足”，即作为资深作家和诗人的郭沫若缺少解放区的生活经验。抗战以来，一直活跃在国统区并与解放区遥相呼应的郭沫若，虽然在整个文艺界都有着很高的声望，并与解放区保持着精神上紧密的联系，其《甲申三百年祭》还在解放区开展的整风运动中被定为学习文件，但是，他却没有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经验，这一履历上的缺失造成了他在新生共和国中无法以一己之力为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事业代言。考察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担任的职务就会发现，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所担任的职务多为副职，担任正职的岗位多为一些民间组织或临时机构，如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等。对于郭沫若来说，更复杂的是其党员身份问题。由于身为秘密党员的郭沫若长期以来隐藏身份，在公开场合一直以党外人士的形象出现，这在共和国的语境中，这种身份显然是不够进步的，也是无法代表人民的。这样，在郭沫若名字后边加上当时党和文艺政策的政府阐释者的名字则是必然的，很大程度上，郭沫若只是一个挂名，而周扬才是《红旗歌谣》这部歌谣集的真正编纂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艺界，周扬作为党在文艺战线的代表，其名字中所含有的政府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红旗歌谣》这部歌谣集其实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来自政府的意愿。《红旗歌谣》分为四章，分别是“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除去中间两章带有明显的时代运动色彩之外，颂歌的主题只剩下了“歌颂党”和“保卫祖国”，从此处不难看出战争话语在政府意识中的分量。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战争话语大量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以及文学的表层叙述当中①，“战斗”“革命”等充满了硝烟味道的词语常常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话语的主体。在一则日记中，杨沫对她如何构思一部剧本有着以下记录：“在定辛庄住了四天，成绩不小。……来通县后生活实践虽然不长，深入也很不够，斗争也经历一些，情况也搜集一些。……我想经过这样一个家庭关系的变化，达到展现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两种思想的斗争。塑造出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的不同形象”②。可以看出，在杨沫的意识中，其创作是沿着“斗争”的路线进行下去的，其“成绩”也是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源自战争的话语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杨沫观察世界的基本模式和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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