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座城：张謇与南通》：
　　求国之强，当先教育。教育才能救国，这是张謇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那里得到的启示。
　　与实业相比，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就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因此，张謇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张，认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
　　张謇是传统的旧知识分子出身，奉行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他的人生理想就是用平生所学经世匡时，服务于国计民生。他自己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如果不是科举，他只能像其父辈那样，一辈子务农。在科举这条道路上，他攀登到了最高峰。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科举高位的旧士大夫，却毅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张謇深知科学文化知识是提高国民素质、昌盛国运之根本。早在1895年，在他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提出“广开学堂”的建议。戊戌维新期间，他加入康有为等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在《变法平议》中，他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并参与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办法》。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从小到老，从读书到做官，埋了头，捧了书，执了笔，只是为了赶考；先关在家里，再关到场里，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都斫丧完了”①。
　　历时二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是1905年才废止的，而张謇在这之前，就已经成功创办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和国民小学。这是引领一个时代潮流的伟大举措。
　　但如何办教育，当时并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实地考察，给他提供了一次机缘。张謇到达日本后的第一站是长崎。一下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鸣女子学校。他在日记里写道：“西村、小池偕同伯斧往观桃山女子师范学校。校容师范生一百二十人，皆食宿于校……”①他观察得很仔细，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桃山女子师范学校的寝室、自修室、食堂、理发室、音乐教室、理化室等内部布局和陈设，细致到寝具、桌椅的长宽高多少尺寸，食堂提供什么饭菜，理发室里有几面大镜子等，都一一记录在案。他看到理化室配置有用来教授光学的回光镜、教授生理学的纸质人体骨骼模型和肌肉模型，认为非常先进。
　　在日本，他还参观了桃山女子师范附属幼儿园。看到老师教孩子们折纸、搭积木以及玩搜寻藏物的游戏时，由衷赞叹说：“一园之中，儿童八十人，有愉快之容，而无愁苦之色，美哉！”他还饶有兴致地观看女生做体操。在裁缝室，他发现日本做针线活儿的工具和我国是一样的，还有一台缝纫机。他再一次赞叹说：“浣濯皆自为之，亦习庖事，美哉！”
　　张謇对日本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作了十分详细的研究。此次“日本取经”之旅结束后，他总结所看和所学，几乎把日本的办学模式和内容，全部复制到了南通。
　　把整个教育事业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①。张謇办教育的实践是从通州私立师范学校开始起步的。
　　在那个新学刚刚兴起的年代，更多的人提倡办大学。但张謇却认为“师范乃教育之母”。他认为，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
　　在大生纱厂筹办期间，张謇还曾参观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位于江宁（南京）的汇文书院，这是金陵大学的三大源流之一，另一所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只不过当时张謇还没有经济实力办学。
　　在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后，张謇开始积极筹办通州师范学校。筹办之前，他曾经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由政府出面兴办新式学校，他还为此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但刘坤一身边一些守旧的老式官员却极力反对，认为“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张謇的上书最终未被采纳。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乃谋自立师范学校”。
　　1902年，在所谓的“新政”下，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等内容。这个新式学校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实际作用，政府官员对新式学校仍抱有敌视的态度。不过，这为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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