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家园》：
传弘扬。他感兴趣的不是宋儒的学说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偏爱小说野史之类的非正统部分。
鲁迅后期最感兴趣的是新兴文艺理论、苏俄文学作品和外国版画。他曾托曹靖华先生在苏联购买艺术类和文学类书籍，范围极广。为了逃避国民党当局的海关邮件检查，曹先生先将这些书寄到比利时、法国，重新包装，再寄到中国。这个办法，曹先生称之为“二仙传道”。他又托女作家陈学昭在法国购买版画书籍。陈学昭有一个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买书可打八折。还托徐诗荃先生在德国买书，特别是版画和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学的书。当时柏林多旧书，价格便宜。徐先生怀着对鲁迅的崇仰之情，用代购书籍的行动报答鲁迅此前对他的“无涯之惠”。
读书要有纯正的学习目的，刻苦的学习精神，同时也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未来的文盲不再是大字不识的人，而是没有掌握学习要领的人。鲁迅是一位辩证法的大师，他同样在用辩证法指导他的阅读活动。我归纳了一下，鲁迅读书的辩证法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能够辩证地处理“职业的读书”与“兴趣的读书”的关系。
二、能够辩证地处理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的关系。
三、能够辩证地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四、能够辩证地处理“记忆”与“思索”的关系。
五、能够辩证地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琳琅满目的“读书”
先讲“职业的读书”与“兴趣的读书”和辩证地处理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的关系。
1927年7月16日，鲁迅到广州知用中学讲演，题为《读书杂谈》。他把读书分为两种。一种叫“职业的读书”。这种读书有很强的功利性，比如学生为考试而读书，教师为备课而读书，这类读书相当于木匠磨斧头，裁缝穿针线。如果读书人对所读的书没有兴趣，那就成了一件很无奈、很被动的事情。人生苦短，再把有限的生命耗在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上，那真的是相当痛苦。
“嗜好的读书”则全然不同，因为出于自愿，全不勉强，没有鲜明的功利性，目的是找乐子，比如老年人退休之后聚在一起搓麻将，目的不在输赢，更不下赌注，全为调剂生活。
古代就有人分别提倡功利的读书和非功利的读书。相传宋真宗赵恒写的《劝学诗》说得最露骨：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位皇帝对年轻的男人们说，你想家中粮食满仓吗？你想家居雕梁画栋吗？你想妻子貌若天仙吗？你想出门前呼后拥吗？那么，请你埋头苦读儒家的六部典籍：《礼记》、《乐经》、《书经》、《诗经》、《易经》、《春秋》。
不过古代也有人提倡“嗜好的阅读”。比如明代有一位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叫王艮，他写过一首《乐学歌》：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这位思想家能以快乐的心情去读书，又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求到快乐。他把“读书”与“快乐”融成了一体。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我原先不喜欢吃苦瓜，不喜欢吃洋葱，后来在电视上看了《养生堂》的节目，知道苦瓜、洋葱有多种食物疗效，也就开始吃了，并且越来越吃出了味道。学生厌学，如果教师能正确引导，也能使他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这样精神上就主动了。
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鲁迅把人生教材分为“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南腔北调集》的《经验》一文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无字之书”指的是生活和实践。鲁迅重视书本而不迷信和盲从书本。他在谈到后期政治态度的转变时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将生活体验与书本经验相结合，这也就是作家王蒙所说的“读书与人生互相发现，互相证明，互相补充”。
任何时代的任何书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我们阅读时采取一种辨析的态度。比如，要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不能不读以“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著称的《史记》。但当代考古成果证实，《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不能不阅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这部中国古代药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中，也有内容的失误、引文的错讹。书中对于有些语源的考证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琥珀”，原系叙利亚语或波斯语的音译，而李时珍却解释为“虎死则精魄人地化为石”。文化经典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著作。“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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