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主导着全球的信息产业，AT＆T就是表明当时美国在信息产业中强大力量的典型案例。当时，AT&T几乎垄断了美国80%的本地通话市场和国内长途电话市场。此外，在美国的电信市场中，还有一些小型的通信公司，但是它们活在AT&T的阴影之下，新兴市场份额非常小。同样的，广播电视领域也由三家大公司主导着整个广告产业和电视市场。在电脑行业，IBM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最大的制造商。在半导体行业，英特尔和惠普占据着主要的市场。
而在新兴的信息市场中，美国政府当时的监管是不平衡的。换而言之，它仅仅监管一部分领域，对另一些领域则没有监管或放松监管。这种监管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政府在电信行业秉持着两大目标，一是由国家推动产业的电信化；二是争取社会福利，包括工人的福利。在约翰逊时代，政府对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实施了较强的监管，强调公众诉求和利益。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也体现出对公共利益的倾向，而非偏袒大公司。比如当时的一项裁决中提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是公民权利，公民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广播电视提供商的权益。但是，这一时期的监管也并非覆盖所有行业。例如，电脑制造业在当时就没有受到政府任何的监管，电脑产业中也不存在工会。当时有人形象地比喻道，除了核电产业之外，电脑产业制造了最大的污染。随着电脑产业越来越依赖与军工合作，不受民主监控的电脑产业变得日益强大，最终只有政府能改变这样的不平衡状态。到了尼克松时代，这种监管逐渐淡出，国家对大型电信商进行强有力的扶持，但社会福利却慢慢从政府政策中隐去。
那么，政府在其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学界应该研究的问题。在电脑兴起之前，电缆由AT&T管制，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随着电脑的兴起，电脑产业和通信产业之间产生了跨界问题，随即带来了新的监管问题。这些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激化，政府的规制也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阻碍。20世纪50年代以来，FCC一直致力于解决电脑兴起给通信产业带来的问题。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FCC在1959年至1980年推行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朝着“促进产业竞争、退出产业监管”的方向不断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发展进程并不像我之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存在断裂的。随着美国公司信息网络化压力的不断增加，FCC的政策被很多力量所阻碍，最后需要通过总统和高级幕僚从中进行协调才能进一步推进。推进的难度日益增大，终于随着1969年约翰逊总统的下台而达到了爆发点。
3.约翰逊时代的通信政策特别工作小组
约翰逊总统建立了针对通信政策的特别工作小组，目的是重建对通信产业秩序的规制。然而，1967年至1968年，美国国内局势剧变，他的民众支持率也随之下降。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一是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越南战争超发货币导致了巨额的债务；二是美国国内在政治上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日渐高涨的反越战运动使得约翰逊总统面临的问题日渐增多；三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这三股潮流合流，导致了约翰逊总统的执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当时，约翰逊总统选择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作为特别小组的主席。罗斯托原来是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当时的特别小组主要是为了处理国际问题而建立的，而国内方面则主要处理AT&T垄断和势力过大等问题。不过，通过研究罗斯托的某个会议记录发现，特别小组当时也已经意识到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国际问题，还有国内方面的产业化问题。
1967年至1968年，美国国内的矛盾不断激化，而特别小组内部也分歧重重。有的成员支持对新的产业采用新的管制方式，而另一些成员则反对一切可能削弱AT&T市场影响力的措施。虽然最后特别工作小组在实质上有一定的推进，比如通过引入有限的竞争从而支持民权运动的发展并改善民生，同时扩大了通信技术在美国普通民众中的使用范围，但由于军方和AT&T构成的共同联合体的影响力实在过于强大，相关举措的推行最终遭遇重重阻力，激起了强烈的反对。
最终，由于深陷印度支那战争和国内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总统在1969年春夏之交宣布退出下一任总统的竞选。在他执政的最后9个月中，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持他的特别工作小组，这是他退出总统竞选后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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