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对语言能力的兴趣和探索可以追溯到洪堡特（von Humboldt）、索绪尔（de Saussure）等语言学家，然而直至 1965年乔姆斯基（Chomsky）才明确提出“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这一概念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有挑战和质疑，也有传承和深化。随着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国家安全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语言能力与国家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了国家语言能力。在实现“中国梦”及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显得迫切而又必要。反观他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经验，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现状，从而有效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1.1 研究缘起
洪堡特（1999）昀早把“语言”看作“能力”，即语言是天赋能力和创造能力（申小龙， 1990）。索绪尔（de Saussure，1983）的“语言 -言语”（langue-parole）二元论把“语言”看作社会集体的语言能力，把“言语”视为集体能力的个人发挥。到 20世纪 60年代，乔姆斯基（Chomsky，1965）的“语言能力-语言运用”（language competence-language performance）二元论标志着“语言能力”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的正式确立。在他看来，语言能力是被理想状态的本族语者所内化的语法规则，具有遗传性、进化性和生成性等特征（Chomsky，1977；张强和杨亦鸣， 2016）。此后，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语言能力研究就此拉开序幕。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观也受到诸多挑战。比如，海姆斯（Hymes， 1972）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就强调了说话人在使用语言时所展现出的语境适应能力；卡纳尔和斯温（Canale & Swain，1980）认为，语言能力就是人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泰勒（Taylor，1988）提出的“语言能力”、“语言水平”（language proficiency）和“语言运用”概念，分别指人的语言知识、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运用的效果和水平；巴赫曼（Bachman， 1990）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模型初步描述了语言能力、策略能力、心理运动机制和语境的联动，从而使语言能力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语言能力的认识和研究在不断提升和扩大。语言能力不仅关乎人类语言基本生成机制及个体在具体语境中的语言交际能力，而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化的蓬勃发展，语言能力在个人生活、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国家安全中的功能不断多元化；在国际竞争中语言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语言能力也日趋与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密切相关。
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被定义为国家对特定语言需求的应对能力，以及国内外常规和突发状况下满足语言需求的能力（Brecht & Walton，1994；Brecht & Rivers，1999）；其实质是国家外语能力或国家非通用语能力（文秋芳，2017）。美国政府在其发布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及《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Department of Defense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2011-2016）等文件中宣称美国的外语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的了解能力能使其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Brecht & Walton，1994；Brecht & Rivers，1999；唐红丽， 2014）。显然，国家语言能力已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英国在 21世纪初同样出台了“国家语言战略”；法国实施了“法语国家语言战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推出了“英语和其他语言战略行动计划”（文秋芳等， 2011；文秋芳和苏静， 2011）；在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尼西亚、欧盟、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多个立足于语言战略的专门机构和行动计划。可以说，一些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已经注意到国家语言能力对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开始付诸实施。
中国学者近年来已对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等展开研究。李宇明（2011）、文秋芳（2016，2017）、赵世举（2015）、魏晖（2015）、戴曼纯（2011）、文秋芳和张天伟（2018）等对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外语能力做了定义和描述。国内学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提出了诸多见解，其中共性和差异并存，但有一点需要肯定：“‘国家语言能力’虽然源于美国，但经过我国学者的探讨和研究，目前已经呈现出理论雏形，并具有中国特色。”（文秋芳， 2017）我国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和语情，具有中国情怀，符合我国新时代发展的需求。本书将在第 3章梳理和总结我国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界定和阐释，并提出适合本书的定义及理论框架。
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所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国家语言能力被首次提及，并明确指出“到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与提升也日趋紧迫。
全球化和信息化使语言的功能（如交际功能、信息功能、经济功能、科技功能等）空前拓展，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家安全、外交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宇明， 2011；赵世举， 2015）；语言的价值也在许多方面得以彰显，因为它不仅具有促进国际贸易的“经济价值”、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事务的“政治价值”、传播一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安全价值”。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都非常重视语言的安全价值。可以说，语言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硬实力（李宇明， 2011；赵世举， 2015）。它不仅是经济工具，而且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不仅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而且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亟须关注的重要内容。正如赵世举教授所指出，“正确处理各种语言关系，化解语言矛盾，尤其是防止语言政治化和被境外势力利用，已是国家不可回避的重大安全课题。其次，国家博弈的加剧致使语言渗透成为极大的安全威胁。一些国家利用语言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并且愈演愈烈，花样不断翻新，已经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唐红丽，2014）。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从“本土型”国家逐步发展为“国际型”国家，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中国与东盟国家（即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间存在着独*的地缘、史缘、亲缘和文缘关系。20世纪 90年代以来，特别是 2010年 1月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各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双方间的地方与区域合作逐渐加强。 2013年 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发表演讲，谈及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并提出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其核心价值是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张勇， 2014）。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关系，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①，并希望在未来十年里实现更大的共同进步，从而把过去双边的“黄金十年”变为“钻石十年”。在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东盟国家加深了解、深化双边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对比研究显得迫切而重要。国家语言能力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中的作用已日益突显。充分了解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对我国制定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对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有不少关于东盟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及汉语教学方面的论著，但是鲜有与东盟国家国家语言能力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对比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家语言能力的探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对比，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之间存在的异同，也有利于我们借鉴一些东盟国家的语言管理、语言技术、语言资源配置等经验。这一工作一方面能更好地提升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制定恰当的中华语言国际传播规划；另一方面，可以为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提供参考，不断提升我国的国民语言能力。总之，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1.2 研究对象
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②。
本书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分别进行研究并展开对比，总体研究框架如下：①确立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②建立中国和东盟国家语言能力的对比理论及分析框架；③探讨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治理及国家安全的关系；④从宏观层面（如国家语言资源、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等）和微观层面（即国民语言能力），分别探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⑤详尽对比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探究产生异同的原因；⑥为中国国民语言能力的提升、中华语言的推广以及中国的语言规划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从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一些战略设想。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首先，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且理论日趋完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可借鉴的理论、方法及成果并不多。因此，本书需要结合研究实际，进行探索性的尝试。这是本书所应对的昀大困难。其次，由于涉及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参数较多，对比的内容繁杂，笔者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调研、访谈，以获取第一手资料。此外，涉及某些东盟国家的相关资料极少，特别是老挝、柬埔寨、缅甸、文莱等国的语言服务、语言技术以及国民语言能力等相关资料非常贫乏，可参考的信息也极为有限。这些都给本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攻克这些难题，笔者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充实和丰富了研究内容，基本完成了研究目标。
1.3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由于一些资料是以东盟国家的语言（即非通用语）呈现的，所以除课题组成员外，笔者聘请了泰语、缅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等相关语种人员进行了资料的翻译和整理。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课题组采用了调研法。课题组成员通过临时出国、暑期汉语教学等机会分别去了邻近的东盟国家（即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得到了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等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大力帮助，这些中国留学生为我们获取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课题负责人所指导的两个来自越南和泰国的留学生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她们尽其所能地收集资料，同时提供了中文翻译。
本书还采用了对比分析法，这是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我们首先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探讨和分析，然后通过对比来审视国家语言能力各方面的异同，昀后就其成因深入讨论。
1.4 理论框架
国家语言能力首次由美国学者提出后就被打上了浓重的服务“国家利益”、关切“国家安全”和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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