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新版/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首先，洛文塔尔的研究具有一种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罕有的特质，那就是，无论量化研究还是质化研究，无论历史方法还是社会学方法，他都能做到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当我们一意孤行地争论究竟哪种方法更高级时，洛文塔尔的“方法想象力”却令人大开眼界。他的这一优势，对亟须同时处理各类复杂文化过程的传播学领域而言，可谓至关重要。另外，洛文塔尔视人物传记为既能如镜子一般折射社会生活，又能对社会行为加以引导的模型，这不但预示了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Itz）的重大理论发现，更为强调符号两面性的文化社会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其次，因传记是一种中端的叙事样式，故洛文塔尔可以理直气壮地借用文学研究的分析方法，这便于无意中打乱了既有文化秩序、破坏了文化等级制度——后来，这一行为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性特征。据我所知，洛文塔尔是最早采用文学分析方法研究大众文化（至少是中端文化）的学者之一，这是极具创新性的（可参见他对人物性格、展示技巧、人物关系以及物质环境的分析）。在他的方法论中包孕着一种确凿无疑的思想（尽管并非出于其本意），那就是：任何一种通行的方法论都能够用来，也应该用来同等地分析文学与大众文化。同样，这一点后来也成了文化研究的基本诉求，即完全无视文化等级制以寻求各种文化形态的共同意义类型。
再次，从另一方面看，选择人物传记为分析对象来记录社会变迁具有显著意义。传记是一种象征形式，具有“模棱两可”的特点；它处于事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之间，既不高端也不低端，既包含历史真实性又带有文学虚构色彩，简直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化类型。鉴于此，传记有能力产生重要的文化影响，因其既可诱发与小说相同的身份认同感，又能有效地引导人的行为——毕竟传记的主人公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构的。另外，将传记视为“文化指标”亦是明智之举，原因在于近20年间，许多研究都表明我们与周边环境以及自我感知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叙事类型的建构与协商中形成的。诚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2）与拜克夫妇（Ulrich Beck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95）所言：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将身份转换为传记的题材。由于传记是一种自我个性的彰显，倚赖并利用谢利·奥特纳（Sherry Ortner）所谓之“关键文化情节”，因此传记既能反映整体风貌，又具有引导与规范的功能。不过，洛文塔尔的主要目标在于揭示原本用来导人向善的传记早已丧失形塑个体价值观的能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洛文塔尔手握如此出色的方法论武器，他的绝大多数论述和观点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一方面，不难发现，洛文塔尔眼中那些“对旧工业秩序构成威胁”的消费英雄其实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与载体，他们的出现折射了知识、信息与电子科技的进步。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即社会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的过程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与自力更生的人，其成就远远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说体育和电影明星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传统工业精英成为人物传记的主角，那也是因为这些明星及其所在的领域业已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财富来源。此外，被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贴切称为“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1989）的信息资本主义，早已通过教育渠道促成了新型社会流动的形成。事实上，专业人士与“新型文化中介”（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已然成为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主体。社会流动渠道更加多样化，早非强调“领导权”与“绩效”的19世纪达尔文主义可比（Bendix，1956；Whyte，1957）。
另外，休闲文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大众娱乐的普及与风靡，人类的劳动强度反而大幅度提高，工作时间也大幅度增加。对此，茱迪丝·肖尔（Judith Schor）（1991）在其对美国劳动类型的历史分析中作出了清晰的阐释。而且，诚如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1997）所言：人们越来越不爱待在家里，反而将秩序井然的工作环境视为避难所，以此来逃避家庭中的繁重劳动。事实上，消费资本主义建立在福特主义（Fordism）的基础上，高度组织化使得劳动变得更加高效而理性，这只会极大提高生产力。早期资本主义（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与晚期“消费”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劳动场所的转移。在消费资本主义中，身体已成为持续、艰辛工作的客体，而劳动的荣耀与乐趣则因人在面对自我时的严重焦虑态度而强化。所有这些，都与洛文塔尔眼中的“没心没肺的享乐主义”相去甚远。
在洛文塔尔的文本以及当下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与窘境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共鸣。尤其是，该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重要视角，它所探讨的问题我们今日仍须面对，因为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套理论可以弄清我们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诸多层面上，洛文塔尔的文章都见证了我们的矛盾心态，以及我们在考察文化究竟应在当下经济与社会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时的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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