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帝国——受害者状况调查》：
　　然而，一切都很明显。以上这种假设将战争精神病学的突发性看作是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历史当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这与大量突如其来的悲剧和军队的强制性要求有关。与这一假设相反，我们希望对比一下另一种解释，即1914-1918年战争不是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社会实践的暂时性断裂，而是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学术观念与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伦理观念的融合。这一融合是在第一次世界性冲突期间完成的，彼时由于战争的原因，精神受到创伤的士兵形象暴露了爱国主义理想宣传言论的局限性和缺陷。因为，是精神创伤者的道德品质，是他们所谓的公民责任感或爱国主义意识，是他们人格的缺陷，还有对其医疗条件的猜疑，首先是这一切决定了战争年代的医疗和社会实践。事件本身，也就是战争的恐怖，只是揭露了这些人的弱点，归根结底，后者比患者更可耻。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精神病学并不是以20世纪初的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弗洛伊德的前期理论当时在法国还无甚影响，在奥地利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至少在战争初期是这样。在英国，早期的精神分析家直到1917年才开始为人所知，他们的言词也说明当时很少有人听他们的。让内的范式不是最具决定性的：正如我们所见，他的研究仅限于癔病的经验性心理学分析，直到后来他才提出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理论。
　　1914年主导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学舞台的范型依然是法医学，它结合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癔症、灾难神经症以及为了获取利益而装病的各种现象，形成自己的猜测性观念。因此，假如将战争精神病学再次纳入这一脉络（即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法医治疗谱系），就不会出现重大断裂这种假设。相反，军队各医疗部门实行的模式成为劳动事故造成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鉴定的延续。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缺乏准备，倒不如说是欧洲作战部队医疗部门实际上是准备接受那些假装英勇奋战的病人，也即“患有精神疾病的逃兵”，而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伤员。人们很快采取了一些措施，恰好证明了这一期待；另外，关于俄日战争的医学专著所提供的材料也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1912年，亚当·西杰尔斯特莱杰克（Adam Cygielstrejch）发表了两篇文章，阐述了三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结合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普通病人的专家治疗经验，为后来建立的庞大机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机制之下，猜疑如同绝对的主导者一般压在军人的身上。西杰尔斯特莱杰克分析了俄国人收集的资料，比较了遭遇意外事故（比如自然灾害等）的连续反应以及在更为持久的冲突（比如对日战争或者1905年革命，他称之为社会震荡）中表现出来的反应。正如人们所知，精神创伤的关键在于评估事件对造成心理反应障碍的作用。西杰尔斯特莱杰克认为，人们不应该怀有猜疑，因为事件本身不具有创伤性，具有创伤性的是随之而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灾害可以在任何人身上造成反应性障碍，与其他易发性因素无关；然而社会震荡只在某些人身上造成精神障碍，这些人即使没有经历这种具体状况也会表现出某些精神紊乱现象：“成为莫斯科革命受害者的只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精神病理构成而注定会受到影响的人。其他因素，如生理因素或精神因素，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政治创伤应该被视为精神病患者发病的促进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①西杰尔斯特莱杰克还认为，一般来说，战场上不会发生意外之事。士兵们早已料到会经历极端事件，并早已对此做好准备，有些人甚至在战役开始之前就表现出急不可耐的样子，借此释放焦虑情绪。所以，事件的发生不应该是主导因素，就像意外之事所产生的效力一样，因为意外之事总是相对的——即使在最焦虑的状况下，如战役暂时平息期间，一颗炸弹意外爆炸——每一个士兵都知道这样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俄国1905年革命的相关资料显示，投入革命理想的士兵越多，可能表现出病理反应的人越少。人们也承认其中有强制性因素。军队士气、爱国主义理想、人人投身正义之战，这些不仅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减少患有精神失常症人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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