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通常意味着资料的某种转变。研究者从一些（通常是大量的）质性资料集（data）开始，然后通过分析流程将其处理成清晰的、可理解的、有洞察力的、可信的，甚至是有独创性的分析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也会产生分歧。这是因为一些研究者专注于“办公”流程，即对质性资料进行排序、检索（retrieving）、索引和处理的一套流程，通常研究者会讨论这些过程是如何形成分析思路的（Maykut and Morehouse，2001；Miles et al.，2013；Spencer et al.，2014）。这些过程旨在处理质性研究中访谈记录（Brinkmann and Kvale，2018）、实地笔记（field notes）（Coffey，2018）、收集的文件、视频和音频记录（Rapley，2018）等信息所生成的大量资料。对所有这些数据进行排序和搜索，同时创建始终以该资料为基础的一致且有洞察力的分析——这样资料才能提供良好的支持性证据——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要求资料经过良好的组织并用结构化的方法进行处理。这就是计算机辅助质性资料分析软件（CAQDAS）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这种软件不会帮你思考，但是它对这些“办公室”流程有很大帮助。
其他研究者强调，涉及解释和复述的分析是富有想象力和推测性的（Denzin，1997；Giorgi and Giorgi，2003；Mishler，1986；Riessman，1993）。这里涉及到一系列方法，包括会话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参见Rapley，2018），某些现象学、传记和叙事（narrative）方法，以及近年来的人群志方法（Coffey，2018）。这些方法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质性资料是有意义的，需要在分析中加以解释。这不仅是为了揭示人们谈论的主题范围，也是为了识别和分析人们如何构建和塑造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这些交流方式又如何构建和塑造人们和人们的行动方式。
大多数关于质性资料分析的作者都认识到，这个观点涉及分析的两个方面，即资料的处理和解释（Coffey and Atkinson，1996；Flick，2014，2018b；Mason，2002；Bazeley，2013）。有时它们是同步进行的，但它们通常按顺序使用，从运用“办公”程序开始，然后将资料简化为摘要或展示，最后进行解释性分析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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