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广的“脑”与“手”》：
下面讲述的也是我的事务所成立后不久发生的事。那时，仅靠建筑设计实在不能糊口，不时靠给朋友做帮手，提供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也就是做一些没有署名的工作，才勉强度日。当时的咨询公司是大藏省1的外围团体，他们对于有固定形式的工作，即谁也不看的报告书的汇总非常在行，但对其中涉及的内容却不明究竟，因此不受既有观念束缚、能够自由思考的我们这一类人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如果没有经验，几乎不可能顺利进行，因为需要和不习惯的委托方进行辛苦的交涉。因此，描绘未来构想的工作反倒成了可以稍作休息和放松的事情。
这时有一个国土厅的定居圈构想规划项目，要在小型地方城市作补充强化的尝试，于是我画了一些关于城市的图。另外也有一些其他项目，其中有一个面临重大难题的大规模项目，是关于东北地区的西部内陆区域的规划构想，包括从山形到秋田南部的大片地区。该项目以内阁府管辖的国土综合开发事业调整费的名义，由内阁的各省2策划构想，并综合成为规划指针。
这是针对东北地区的一个区域提出的提案，当时的建设省好像对局限于该区域的构想很不满意，认为至少应该对整个东北地区进行规划，然后将该区域重点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该区域内的发展愿景。果然不同凡响。
后来听说，当时建设省曾试着寻找作为局外部门的国土厅正在推进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略称新全综）的策略，这项针对调整费的工作也是想通过构想策略的设定，获得未来的实施政策，因此，通常本应较真的地方，工作中却采取了妥协的手法，这也是向仅仅对已有策略进行加工的一贯做法表达不满吧。无论如何，对东北地区整体构想的描述都非常有必要，而咨询公司却没有这么做，虽然当时向建设省提出了好几个方案，却都没有被接受，因为建设省的负责人对缺少未来展望的提案始终没有点头。
这时，在随便贴着的东北地区整体地图上，我用铅笔画了一些意义不明的线，是将东北整体连成梯状网络的线，完全凭借感觉画的，好像却引起了建设省负责人的兴趣。另一方面，咨询公司因为无法理解所画的内容，所以不能给出满意的说明。于是，有一天，我被咨询公司邀请同行，到建设省去进行说明。
首先，我说明了自己针对梯状网络是怎样考虑的。那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丹下研究室制作的以东京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型网络模式，以及吉阪研究室制作的与此相反的地方分散型网络模式，我想这两者各有自己的道理，没有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之说。每一个模式都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提案，好比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实际上，两者都是结合了世界形势及经济形势而分化出来的。那以后经过了40年，现实不正是这样变化的吗？今后随着道州制的导入，一定程度上地方分权化会继续深入，因此，东京过于集中的人口应该怎样分散将成为重大的课题。
当时，最令人信服的体系是克利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提出的半格（Semi-lattice）结构。亚历山大本人从对人类社会空间的认识方法中得出了这个提案，并认为反过来，规划阶段也应该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作为我的圣书之一的《人类城市》是在小街区等级上，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综述，今天看来，仍然表达了网络自身的本质东西，实际上就像互联网变成半格结构一样，是灵活的现实的事物。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将亚历山大的提案原封不动地扣在国土规划这样规模的项目上。
丹下研究室、吉阪研究室、亚历山大，当时这些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由此，我通过整理东北地区整体的地势条件，形成了梯状结构的提案。乍一看，仿佛是非感性的不断调整的工作，但也因此在直觉中蕴藏着知识。把握了大方向后，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地确定报告书的内容，在决定好的大框架中，再确定好内陆地区的定位就可以了。
在汇总阶段，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如纵贯山形县的230号线国道就是原来的3号线。在明治初期，为了保卫北海道、抵御俄罗斯的威胁，作为日本重要的国策之一，这条穿越东北内陆的国道成为仅次于东海道及山阳道的重要干线。之后，铁路的东北本线从仙台出发，沿北上川北上，渐渐地重心移到了太平洋一侧，随之内陆干线的重要度下降，变成了现在级别相当低的230号线。
接下来进一步回溯到江户时期，我知道了更有意思的事。沿山形北上到达日本海的最上川，是以红花和大米作为主要产业的内陆地区的干线，经由酒田，利用日本海路线的北前船，与大阪等上方（京阪）地区相连。这样说起来，最上川相比江户（东京），与上方地区的经济关系更深。另外，从最上川水系偏离出来的米泽，与贯穿福岛的太平洋一侧，也就是与江户经济圈的关系更深。
我一边考察这样的事情，一边了解地区的特性，为网络的实质进行了定位。很久以后才听说，该网络方式既在东北地区总体规划中有所反映，也在那时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中有所体现。我想给年轻人一些忠告，不要惧怕感性获得的感受，想到什么就试着说出来，因为对于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来说，直觉会在实际工作中给予很大帮助。
这种手法好像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现在我虽然参与了很多与城市相关的咨询，那个时候获得的思考方法至今也没有改变。一直以来，我在中央集权价值与地方分散价值的分别运用中，或者在大的构想规划中、地区的历史及文化定位中，从没有偏离这种手法。我想说的是没有变化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念佛一样。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