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票
村后一株苦楝树顶端有个圆圆的鸟窝。通过掰手腕的方式，我取得了上树掏鸟窝的权力。
我爬上树顶，小心地在鸟窝下面的一个枝丫上站定，惊走了守着小鸟的大鸟后，慢慢伸出手，抓住一只全身光溜溜慌乱挣扎着的小鸟，自豪地向底下的小伙伴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谁知，胜利的手势还没有完成，脚下突然一沉，身子跟着手里那只小鸟，急速地朝地上坠去，死田鸡样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挣扎了半天才站起来，突然发觉左手臂变成了放在门后的翘头扁担。看了弯曲的手臂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骨头断了，我要死了。这个想法刚出，手臂立马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对死亡恐惧的潜意识在此刻被突然激发，早就忘记手上还紧紧抓着的小鸟，只顾托着断臂，大哭着往家里跑。刚才和我玩得好好的伙伴们，现在都像苦楝树上护着小鸟的鸟儿，瞬间飞散，不见踪影。
等父亲陶招贵领着手臂上夹着夹板，贴着膏药，缠着纱布。用一条纱布悬挂在脖子上的我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那天陶招贵带着我上了城里的医院，一位脸上长满老年斑的医生，不顾我哭天喊地、苦苦哀求，只管抿着嘴一脸严肃地抓着我的手臂。拉扯握捏了半天，才把弯曲的手臂重新变直。
陶招贵领着我去了一趟医院后，接下来每星期一次的换药，就要我自己去了。好在陶招娣的家就在城里，离车站也不是太远，走路不用半个钟头就能到。所以，每次我坐头班车到城里，陶招娣肯定已经等在车站的出口了。
陶招娣是我的姑姑，排行老大，我父亲陶招贵最小，两人年纪相差十多岁，所以，从小陶招娣就护着陶招贵。爱屋及乌，我借了陶招贵的光，加上我又是陶招贵连生四个女儿后才盼到的儿子，更赢得了陶招娣的喜欢。所以，只要她回来，一定会偷偷塞给我几块动物饼干，一把上海奶糖。
我的受伤，让陶招娣重新找回了照顾陶招贵的感觉。因此，她毫无怨言地包揽下带着我去医院的任务。每次医生给我换好膏药纱布，夹上夹板后，她都会带我到医院边上的一家小吃部，买上两个烧饼一根油条。
平时在家里，一年吃不到一次的烧饼油条，现在一星期就能吃到一次，这让我很享受和期盼，每次还未坐上回家的汽车，就眼巴巴等着下一个星期快点到。可惜，好景不长，过了两个月，医生拎着我瘦弱的手臂，耍猴似的嬉耍了一阵，说，“过十来天，直接把纱布膏药扯掉，不用再来医院了。”
刚刚耷拉着一张脸的陶招娣，瞬间笑成了一朵花，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我看着笑逐颜开的陶招娣，忽然想到，吃惯了的烧饼油条，今天是最后一次了。眼睛顿时变得涩涩的。
走出医院，路过小吃部的时候，我扯着陶招娣的手，放慢了前进的脚步。陶招娣没有像以往那样站住身，从裤袋里掏出手绢包，细心地找出几枚硬币或者一张毛票，再加二两半的粮票，给我买烧饼油条。她轻轻打了下我的头，“小馋嘴，跟我回家去，今天特意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到家了我才知道，陶招娣所说的好吃的，其实就是一小碗红烧肉和一大碗油条汤。这两个菜虽然简单，但我还是感觉很丰盛。家里从来没有吃过浇了麻油和放了葱丝的油条汤，更不要说红烧肉了。
吃好中饭，陶招娣从窗口的写字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小小的纸片递给我，“这是你大伯要的自行车票，千万别丢了。”那张纸片比我折洋片纸的纸要小，要单薄，似乎稍一用力就会破掉。我看了下，上面有三排字，底下还有一个圆圆的印章。我翻来覆去看了会儿，陶招娣紧张地说，“小心别弄破了。”我不由得想笑，真是乱紧张，这样一张扔在地上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纸片，怎么比得上口袋里那厚实的洋片纸金贵。但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洋片纸，一脸认真地说，“不会，我口袋里的洋片纸放了好多天都没破。”陶招娣笑着接过洋片纸，看了看，说，“原来是香烟壳啊，以后让你姑父都给你留着。”
陶招娣又从一只泛着暗红色油漆的樟木箱子里，拿出一件有着四个口袋、仿解放军军装做的草绿色衣服。能有一件军装，几乎是我那个时候的全部梦想。我当即激动得腿都发抖了，结结巴巴地问陶招娣，“姑姑，这衣服是给我的吗？”陶招娣笑着说，“当然是给你的啊，你是姑姑最喜欢的侄子，不给你给谁？”
我咧着嘴，在陶招娣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把军装穿上。陶招娣细心地把所有扣子都扣好，又在衣襟上扯了几下，让我围着她转了两圈，说，“舒服吗？”我扭着被风纪扣紧卡着差点透不过气的脖子说，“很舒服。”“别骗我，要是穿着不舒服，就别穿了。”我赶紧说，“真的很舒服。”陶招娣笑了，这衣服我要下半年上学的时候穿，读书了，该穿新衣服。
陶招娣把衣服重新叠好，放在床上，然后又从黑不溜秋的大衣柜里翻出几件已经穿过了的衣服，连带着刚才的绿军装，一起塞进一个起皱开裂的蓝色人造革旅行包，让我背在身上，然后小心地帮我系好带子。
陶招娣把我送到巷口，指着汽车站的方向说，“姑姑要去上班了，没时间送，你一直往前走，别走错了。”我豪气地向陶招娣挥挥手，喊了声“不会走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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