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明清之际科学技术思想史的研究时段、范围及简要学术回顾
　　究竟如何界定“明清之际”的历史时段，学界目前尚没有一致看法。其广义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的二百多年，这段历史时期即为明清之际。
　　第二种，所谓明清之际是指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即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一百年间。
　　第三种，所谓明清之际，“并不仅指明清两个朝代交替的那段时期，而是指明中叶以后，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虽不很长，但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颇为重要的一个时间段”。
　　第四种，所谓明清之际，是指“从明嘉靖初（16世纪30年代）至清道光二十年（19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之前），时跨三百年”。
　　本书所讲的“明清之际”是指从明末万历年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单就其历史格局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历史变动，具有世界的规模。中国在这个时期，即明末清初时期（狭义—引者注），似乎不单是王朝的更迭，而是显著地发生了种种新的变化。从思想史的领域看，这种变化遍及政治观、社会观、人生观和自然观等方面，呈现出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当然，在这“天崩地裂”的时代，除明清两朝的鼎革外，还有“天主教的入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分别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进入中国海域”f。与此同时，西方科学知识陆续传入中国，遂引起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结构的变化，中国科学思想史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肯定了王阳明心学对于扭转明代空谈学风之作用，即强调：
　　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三人皆聚集生徒，开堂讲道，其形式与中晚明学者无别。所讲之学，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
　　王学带给明清之际学术界的巨大变化便是曲折地推动了当时实学的强势崛起。葛荣晋在《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实学’社会思潮的理论源头之一。”商传则进一步主张：“阳明学虽称‘心学’，其实是一门务实之学，是其以救世出发而倡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当然，对于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学界尚有不同的理解，如贾庆军和陈君静认为王阳明的实学“就是辨义利之学”。尤其重要的是，因王学之昌明而使利玛窦的“西学”实践在中国开花结果，对此，朱维铮独具慧眼，深刻洞察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
　　应该说利玛窦审时度势。当他以“西僧”身份蛰居广东一隅十二年而传教成绩甚微之后，改容易服自称“西儒”，出现在王阳明发迹地南昌，立即感受到王学不计地缘血缘等宗法秩序而把“有朋自远方来”看作最大乐趣的文化氛围，及时写出《交友论》，顿时畅销，特别是这部西哲格言集提出君臣应如朋友，而朋友应该“同志”、“共财”，更使王学信徒感到“吾道不孤”。于是利玛窦从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即尽力迎合王学思潮，以术传学，以学传教，终于使三度入华的基督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使他的继承者汤若望、南怀仁等，渡过明清易代的政治危机 耶稣会士仍在中国江南地区传播基督福音。
　　利玛窦把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广大士人的世界观和知识观，遂引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的一次大变动。20世纪初期，英敛之重新整理出版了《天学初函》（1915）的理篇和器篇，因《四库全书》当时仅将其“器篇”部分的10种书籍收录于“天文历算”目下，国人难以视其全貌，所以英敛之在重刊《跋重印辩学遗牍》序文中说：
　　《天学初函》自明季李之藻汇刊以来，三百余年，书已希绝。鄙人数十年中，苦志搜罗，今幸寻得全帙。内中除器编十种，天文历法，学术较今稍旧，而理编则文笔雅洁，道理奥衍，非近人译著所及。鄙人欣快之余，不敢自秘，拟先将《辩学遗牍》一种排印，以供大雅之研究。
　　由于《天学初函》包括利玛窦的10部汉译著作，因此该书颇为学界所关注。张西平在《明清之际西学汉文著作的中国出版史回顾》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近代以来国人在整理出版利玛窦等西方学者汉文著作的主要成绩。《天学初函》对明清之际的主要思想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吕明涛《〈天学初函〉：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标本》不仅讨论了利玛窦“以术传教”的特点，还重点考察了《天学初函》之“天学”概念的演变与影响。另外，“西学”是一个包含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教义的知识体系。耶稣会士利类思曾说：“大西之学凡六科，惟道科为最贵且要，盖诸科人学而道科天学也。”以此为前提，吕明涛分析了明清之际知识界的具体史情，首先，他认为钱穆所言当时知识界“不信从天主教教义”之论不符合实际，恰恰相反，信教者芸芸。其次，“天学”的概念逐渐由“道科”而演变为“人科”，李之藻原本辑刻《天学初函》的指导思想是“补儒易佛”，在他看来，“‘天学’是西学中层次最高的学科，因而它完全可以统领所有的西方门类”，然而，“随着罗马教廷与康熙帝之间的礼仪之争和雍正年间的禁教令的颁布，天主教便难以在中国士人中立足”，于是，降至近代，洋务派发起的采西学运动，“仅及西学中的器物造作部分。这时期‘天学’的外延进一步缩小，成为‘天文之学’的简称”。在当时中西科学技术思想的交流过程来看，一方面耶稣会士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传入西方；另一方面把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并对明清之际的知识精英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徐光启、李之藻、邢云路、薛凤祚、方以智等都受到《天学初函》的深刻影响。因此，罗光在《天学初函影印本序》中评论说：“《天学初函》在我们中国的学术史上，是一册最有价值的书；开中国思想革新的先河，启中国学术前进的门户。”
　　（一）学界对明清之际中西科学融合派代表人物的研究概况
　　1. 徐光启
　　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之一，1933年1月，南京天文学会举办了“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磐石杂志》《我存杂志》《（天津）益世报》《宇宙》《科学世界》《国风》等多家杂志报纸对这次学术会议做了报道，其中《科学世界》（1933年第12期）发表了题为《天文学会昨举行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徐首致力于灌输欧洲自然科学入中国》的报道，肯定了徐光启在中西科学交流史上的开创性贡献。马相伯的《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称：“徐文定公督修历法，参用西洋新法，此科学在中国第一次之大贡献。”竺可桢的《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与培根作比较之后，不禁感慨万千。他说：
　　英国实验科学经皇家学会之提倡，乃风起云涌，一日千里。牛顿（Isc Newton）、波义耳（Robert Boyle）等人才辈出，而欧洲大陆法、德诸国，亦竞着先鞭。近世科学，乃见曙光，在我国则公逝世后十一年而鼎革，公之遗著，既十九散失，公之学术亦不得其传，清初黄梨洲作明儒学案，凡朱王学派之有一言足录者，无不采，即公之同教金声，亦在不遗，而独未及公。迄近代海禁大开，国人怵于科学为用之广且巨，乃稍稍有知公者。 何二者贤不肖之相去如此其远，而其学术之发扬光大乃适得其反也。是则公之不幸，抑亦中国之不幸耶！
　　有清一代，因科学未能昌明，结果导致近代华夏遭受列强之诸般屈辱，教训之惨痛，国人当刻骨铭心。竺可桢之后，徐宗泽的《徐文定公之科学观》在考察徐光启的主要科学事迹之后，明确主张：“徐文定公者，为吾国科学之泰斗，而有功于吾国整个之学问者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为学界从不同学科专业对徐光启的科学思想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分析研究创造了条件。196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一书，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专业领域顶尖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如薄树人的《徐光启的天文工作》，此文在1984年被李珩誉为“是研究徐光启的必读文件，至今尚未有超出其水平者”；梅荣照的《徐光启的数学工作》，主要探讨了徐译《几何原本》前6卷的底本问题；万国鼎的《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和对农业的贡献》、石声汉的《徐光启和〈农政全书〉》及梁家勉的《〈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讨》等文，分别从不同视角讨论了徐光启的农学成就等。1981年，王重民出版《徐光启》一书，比较系统地考述了徐光启的科学活动及其科学贡献。1983年《中国农史》第3期为“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专刊，集中刊发了包括游修龄、胡道静、缪启愉等多位农学界大咖的论著，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同年，何兆武在《哲学研究》第7期上发表了《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批评了哲学史界在研究徐光启问题上所存在的偏向，强调一般哲学史书籍没有给徐光启以应有的地位，有失公允。1986年，席泽宗和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论文30多篇，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徐光启一生的科学成就及其历史地位。进入21世纪，徐光启研究迈向了新的阶段，各种论著层出不穷，尤其是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数量增加迅速。纵观近20年来研究徐光启的论著，不仅视野更宽阔，而且新史料的应用亦使徐光启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举其要者，如陈卫平与李春勇合著《徐光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宋浩杰主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初晓波的《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程先强的《徐光启思想研究综述》[《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徐汇区文化局《徐光启与〈几何原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2. 宋应星
　　宋应星《天工开物》至迟在17世纪末就传入日本，如贝原笃信的《花谱》和《菜谱》两书的参考书目中均列有《天工开物》。1943年，日本研究《天工开物》的专家三枝博音出版了《天工开物之研究》，此书“开创了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研究《天工开物的新局面》”。1953年，薮内清将《天工开物》译为现代日语，同时还把日本学者的11篇论文收录书中。在欧洲，法国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时，《天工开物》已被皇家文库收藏。法国汉学家儒莲与商毕昂在对《天工开物》各部分已做翻译的基础上，合作撰写了《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促进了《天工开物》在欧洲的传播。
　　在国内，尽管清代刘岳云被称为“中国人中能从近代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之第一人”，但学界真正对宋应星进行科学研究却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丁文江在《文字同盟》1928年第14期上发表《宋应星与〈天工开物〉卷之内容》一文，开启了我国学界研究宋应星科学思想之门。1934年，宋立权与宋育德合编《新吴雅溪宋氏宗谱》（敦睦堂藏板）卷5有“宋应星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