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传记馆：东方学泰斗——季羡林传》：
香妹是季羡林的亲妹妹，在1925年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因母亲无力抚养，也被送到叔父家。季羡林曾想等自己有经济能力之后，理应负担亲妹妹的一切费用。如今，香妹要出嫁了，做哥哥的不但不能出资，连自己和妻儿也还需要叔父供养。婶母病了好几个月刚刚好，母亲又病了，这样关系复杂、状况频出而经济又日趋困顿的家庭，怎不让人苦恼？
1933年秋季刚开学不久，季羡林接到了“母病速归”的电报。他急忙买好车票回到济南，但是叔父婶母告诉他，母亲不是病了，而是已经走了。这对季羡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八年未见，在记忆中面貌已经模糊的母亲，在官庄老家，一双儿女都不在身边，就这样孤零零地走了。季羡林一时悔痛难当：他想到小时候自己偶然得到的好吃食，母亲从不沾边，永远吃最差的；他想到八年前父亲去世，自己回乡奔丧短暂的相聚却成诀别；他想到八年来母亲在农村，守在一个既没有孩子也没有男主人的家里如何独自耕种；他想到二月份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时，竟然只顾得兴奋开心，甚至没有在意信里提到，母亲的身体不太好；他想到漫长的八年间，自己从一个少年变成青年，结婚生子，读书求学，却从没抽出一个假期一点时间回乡探望过母亲一次；他想到自己已经赚过不止一次稿费，也领过不止一次奖学金，却从没有给穷病缠身的母亲孝敬过一分钱；他想到自己一直寄希望于毕业找到工作好好奉养母亲，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遍寻记忆，竟不能在脑海中找到母亲的笑容，母亲似乎一辈子也没笑过，她常常对邻居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季羡林几乎昏倒，躺在床上水米未进，哭了一天。多少前尘往事，刹那间凝固成永恒。他赶回故乡官庄为母奔丧，母亲已经装殓，空空荡荡的屋子，中间停着一口棺材。他在家徒四壁的老屋，陪伴母亲的棺材，度过了最后一点时光。没有恐惧，只有无穷无尽的遗憾和不舍。他躺在满是跳蚤的破烂床铺上，想象着母亲是如何这样度过了一夜又一夜，漫长的无所谓希望的等待的日子。后来他在日记中说，“当我死掉父亲的时候，我就死掉母亲了，虽然我母亲是比父亲晚八年以后死的。”安葬母亲之后，季羡林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学业。他久久不能放下心中的愧疚和遗憾，有时将这种感情记在日记中，一时间思念母亲，甚至不能相信母亲已经走了。
繁忙的课业之外，季羡林一直保持着写文章和翻译作品的习惯。他写的一篇散文《年》，送给叶公超教授看之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写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类普遍的意识”。叶教授立即答应推荐发表，后来季羡林看到散文发表在文学刊物《学文》上，喜不自胜。在清华四年，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主要有《年》《黄昏》《寂寞》《枸杞树》《兔子》等，部分发表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文学报刊上。其中的佳作，是他1934年写的《母与子》。该文将本村一个老妇人思念儿子的故事，嵌套在自己回乡奔丧的经历中。老妇人的儿子三年前去当兵，她思念儿子，向季羡林这个外地的大学生、见过世面的人打听儿子的消息。老妇人接到一封信，她不识字，但知道一定是儿子的信，就递给季羡林，请他来帮忙。季羡林从信中得知，她的儿子半年前已经在河南某地阵亡，这是同乡请她找人设法拉回棺材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辗转半年多才到她手里，早已物是人非。季羡林百感交集，他不能把真相告诉这个满怀希望的老妇人，这对她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他只能假意劝慰，让老妇人继续如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地念叨儿子，怀着迷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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