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方剂与方剂学的概念
方剂（formula），是中医在辨识病证、确立治法的基础上，按照制方规则，通过选择合适药物，酌定适当剂量，规定适宜剂型及用法等一系列过程，最后完成的药方。方剂是中医运用中药防治疾病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是中医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其本意原指两船相并，如《说文解字》“方，并船也”。用于中医，则意为两药或多药相并使用。另外，方又有规定、规矩之义，如《周礼 考工记》“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孟子 离娄上》“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即方又被引申为药物按一定规矩和法度组合而成。剂，早期与“齐”字通，如《说文解字》“剂，齐也”，有修整、整齐、整合之义，含有一定的依序或规则性。剂也指调剂、调和，如《汉书 艺文志》“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后汉书 刘梁传》“和如羹焉，酸苦以齐其味”；剂又指药剂、制剂，如《后汉书 方术列传下》“（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故方剂是指按一定法度对多种药物进行调配而成的制剂。“方”与“剂”有时互称，均指“药方”。方剂也称“医方”，如《隋书 经籍志》“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意含疗疾救命的方法和技术。
“方剂”一词连用最早见于史书，如《梁书 陆襄传》“襄母常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粟浆 忽有老人诣门货浆，量如方剂”。最早见于医书者，如《圣济总录》“然裁制方剂者，固宜深思之熟计也”。《汉书 艺文志》“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被认为是关于方剂含义的最早记述。
方剂最初可能来自于临床医家有效案例的记载。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某些药物配合使用对某种病证具有良好疗效，经反复验证，不断完善，终将其固定下来。这些有着特定适应病证的有效配方即是方剂，通常也被称为“成方”。
一首合格的方剂应是安全有效的。药物通常具有效-毒二重性，临床组方既要尽量减少或避免其对患者的不利影响，又应追求良好的疗效。因此方剂既不是随症药物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某类药物的随意堆砌，而是在治则治法理论指导下，针对具体病证，结合药物的性能特点，有目的地将若干药物合理配伍而成的有机整体。方剂中的药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配伍关系，方剂的功效则是方内药物共同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综合效应。
方剂学（formulaology），是研究和阐明方剂的制方原理及其临床运用规律的一门学问，是中医学主要基础学科之一。方剂学的理论和知识是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
中医方剂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清末有方名的古方就达四十万余首。但长期以来，方剂的理论一直散见于历代医籍中，经过历代医家从不同方面进行整理，直到20世纪50年代方剂理论才得以初步系统化，方剂学也因此从中医药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历史上看，中医不同学术流派的学术经验主要集中在其所创制的方剂中。许多新方的产生，是制方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合临床实际，对既有理论和经验的某种发挥或创新的结果。方剂源于不同的医学流派，出自历代不同医家之手，体现了不同制方者的学术风格及其独特的诊疗经验。因此，一首方剂凝结了一个医家的学术精华，而众多方剂则汇聚成为中医药学术经验的宝库。
从形式上看，方剂似乎只是一些药名与药量的记载，或者说只是临床药物疗病的一种处方形式，但方剂的内涵却非常丰富。因为方剂不仅是临床辨证论治经验的结晶，也是辨证论治思维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剂中蕴涵有丰富的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和经验，前人流传下来的大量方剂则是这些理论和经验的信息载体。因此，对历代方剂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第二节 方剂的起源与发展
方剂的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一些动植物具有治病疗伤的作用，这些经验通过世代相传，不断积累，最后总结为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是对当时先民们发现药物的写照。单味药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在应对较为复杂的疾病时就显得不足。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酿酒技术的发明和烹调技术的发展，人们从配制营养美味食物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开始尝试将几味药配合起来治病，收到了更好的疗效。相传汤药的创始人是商代的伊尹，如《史记 殷本纪》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记载。晋初皇甫谧《针灸甲乙经 序》亦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表明汤剂的应用与饮食烹饪的实践密切相关。伴随单味药应用（单方）过渡到两味及以上多味药的配合运用（复方），方剂逐渐成为中药应用的主要手段，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 用单味药发展为多味药组合成复方治病，在此时期就已很普遍。就目前所发现的一些为数不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这一时期是方剂出现和方剂学发展的重要时期。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古医帛简文书，其抄录年代大约在战国末期前后，其中《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方著作，推测其成书于战国时期。在书中能够辨认的197首方中，由两味药以上组成者计43首，治疗疾病达52种，范围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剂型有汤、丸、散、膏数种，外治方也有熨、浴、熏、敷、涂等不同用法，同时还记录了随症加减，汤剂煎煮，服药时间、次数、禁忌及药后将息等内容，表明先秦时期方剂的应用已较为广泛，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略晚于《五十二病方》，书中所载13首方剂虽较古朴，且单方近半，但有多篇涉及方剂学内容，诸如治则治法、方剂体制、组方配伍及用药宜忌等理论，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先秦以后，方剂的运用达到空前的水平。《汉书 艺文志》中载“经方十一家”，共计273卷，涉及包括内、外、妇、儿等在内的多科疾病的治方。虽然这些方书佚失而未能得到流传，但可以推想当时的方书及方剂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至西汉时代，经方已成一大派别。据考，敦煌存世医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保存了早期《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一百余首医方。书中的制方循五行脏腑之理，法度显然，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及其后的诸多名医选方用药均有重大影响。《神农本草经》虽是最早的中药学专著，但其中有关七情和合、制剂用量及服药法度等论述，均是方剂学的重要内容。
方剂的应用在汉代已经非常普遍。在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古墓出土的汉代医简中发现东汉早期的抄本《治百病方》，该书载方36首，几乎全为复方，条文涉及方名、主治病证、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内容，组方配伍多较严谨。东汉末期，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治法理论与用方实践紧密结合，撰著《伤寒杂病论》，书中审证辨因，据证立法，依法制方用药，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开辨证论治之先河。该书载方总计320余首，多数方剂配伍严谨，临床疗效卓著，屡试不爽，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唐时期（公元265—907年） 该时期社会进步，国力雄厚，中外交流，医学快速发展。随着方剂数量的急剧增多，记载医方的书籍大量涌现。这一时期，既有专收医家经验方的《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外台秘要》，也有收集门阀医方的《范汪方》、《集验方》及文人编纂的医方《传信方》；既有汇集道家医方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也有收载佛门医方的《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深师方》等，更有朝廷主持编修的大型官修方书，如隋炀帝《四海类聚方》和李隆基《开元广济方》，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方剂学发展“广收博釆”的特点。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原书多达100卷，传世不久便佚失，为之后的梁人撷要而成为3卷）载方约1060首，所收方剂以验、便、廉为特点，如黄连解毒汤、青蒿治疟等流传至今。陈延之《小品方》（至北宋初年亡佚，内容主要保存在后世的《外台秘要》和《医心方》中）曾作为唐朝医学教科书，对唐代方剂发展影响较大。该书重视伤寒和天行瘟疫等病的防治，方如芍药地黄汤、茅根汤、葛根橘皮汤等补《伤寒论》之未备，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唐代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共载方7500余首，其“囊括海内，远及异域”，可谓集唐以前方剂之大成。书中所收方剂多立方平正，王道取胜，如当归建中汤治产后虚羸，苇茎汤疗肺痈，独活寄生汤治痹证，组方用药既有“务在简易”，如一味芦根汤治吐哕，生地黄汁吞生大黄末治吐血，也有“奇崛繁杂”，处方寒热温凉气血攻补兼备，如治疗虚损惊悸、失精、月水不利等症的镇心丸用药达35味。另有同一时代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收方6000余首，体例严谨，所选医方均注明出处，使一些亡佚的医籍如《深师方》、《集验方》、《小品方》等，通过该书得以传世。其他如陈藏器《本草拾遗》，书中涉及的中药“十种”，为方剂“十剂”分类之滥觞。唐代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集前人理伤经验之大成，收方50首，特别整理出针对外伤不同阶段的治方用药经验，为我国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收集刀剑、跌打及外科内服、外用方140首，为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孟诜《食疗本草》、昝殷《食医心鉴》则为食疗方面的专著。
宋代（公元960—1279年） 在经历五代（公元907—960年）战乱之后，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国力强大，印刷术普及，新儒学兴起，医学教育发达。北宋政府在大范围征求医药书籍的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医药书籍整理机构“校正医书局”，对包括方书在内的重要医书进行校正，并多次组织编撰大型医方书。由医官王怀隐等校勘类编的《太平圣惠方》（992年）共100卷，收方16834首，各科兼备，内容广博。书中总结了方剂配伍和剂型应用原则等理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方书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初刊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名《太医局方》，后经多次订正增删而成通行的南宋订本。全书10卷，分为14门，载方788首，每方之后详列主治和药物，对药物配方和制剂作详细说明，成为当时的配方手册和用药指南，也是由政府编成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药典。书中收载不少著名方剂如四君子汤、四物汤、逍遥散、藿香正气散、参苓白术散等，至今仍为临床广泛应用。由宋徽宗诏令，政府组织医家历时7年编成的巨著《圣济总录》（1111—1117年），全书200卷，收方二万余首，殆尽汉后方剂，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除了官家大型方书外，民间整理家藏秘方，或收集名医验方，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苏轼《苏学士方》与沈括《良方》合编而成的《苏沈良方》、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洪遵《洪氏集验方》、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王硕《易简方》、严用和《济生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王璆《是斋百一选方》等，在成方化裁、辨证审因、治法用药等方面多有创新。这一时期的专科方书发展也较快，如外科的《卫济宝书》、《外科精要》，妇科的《产育保庆集方》、《妇人大全良方》，儿科的《小儿药证直诀》、《阎氏小儿方论》、《幼幼新书》等。
宋代的医学教学承继唐代传统而有很大的发展，在促进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也促进了方剂学理论的发展。宋代《太医局诸科程文》九卷中有八卷内容涉及“论方”，即是关于立法组方用药的理论叙述，成为后世“方论”之先声。
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 此时期民族纷争，南北对峙，战火不断，社会动荡。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在为医家提供更多的医疗实践机会的同时，也促进了其大胆创新。“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进一步促进了医家深究医理，探索制方理论及创制新方，推动了临证经验用方向理论制方的转化。
宋以前医书中对于方剂用药之理、配伍之道很少或未曾有专门论及。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 药方论》中，运用《黄帝内经》四气五味和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对《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制方原理进行了分析，被誉为“开方论之先河”，所谓“方之有解，始于成无己”（《医方集解》）。“方论”的出现，标志着对方剂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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