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管理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作为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就是政府对于文学艺术领导、监督和控制的具体化，包括文学话语体系、文学运作方式以及管理、监督机制等的建立。从第一次“文代会”到以后的各次“文代会”，“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中国文联和作协的管理、监督、组织功能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败。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全国文联”（后改名为“中国文联”），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及属于文联管理的各种协会的负责人。“文代会”后，又陆续成立了下属于文联的各种协会，其中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的，其在对作家的监督、管理中，常以“决议”的方式对作家和事件作出政治裁决。
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内都设有“党组”，并隶属于中宣部，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受到党的直接领导，通过统一性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以及规范化的章程和制度，新中国的文学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它为国家和政党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管理提供了保证。
在文学体制的建立中，报纸、期刊也是重要的文学组织形式，是党在文艺界行使其职能的重要媒介。报纸、期刊一方面对文学创作、交流活动有积极的协调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党的机关刊物，通过开展文学批评对政策导向和舆论宣传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它们的主编和编委通常是文艺界的高层领导人，不过，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更选，这些机关刊物的领导人也经常变更。
在文学体制的建立中，除了报纸、期刊外，“会议”也是重要的文学组织形式，它对当代文学的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有关文学的重要会议，是传达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制定长远规划、矫枉纠偏的主要形式。当代文学会议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它是建构适应政权需要的文学秩序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对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转换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领导管理机构、机关刊物、报纸以及文学会议等因素共同建构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
文学批评和文艺政策也是构成新中国文学体制的正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较少从文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批评、评价，更多发挥的是政治性的功能，文学批评没有独立的标准，政治话语规范即是文学的标准。
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常常是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为政治服务的，它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政治对文学批评的过分干预导致了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和主观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生活一个题材”，“一个题材一个主题”。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把作品中的艺术问题直接等同于作家的政治倾向和立场，在批评方式上随意“戴帽子”“打棍子”，用词武断，粗暴，常常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或者莫须有地，就给作者按上了罪名。
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并不是完全单一化的。这是因为主流文学批评一方面要保证文学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文学对于政治宣传的有效性，对文学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进行纠正。因此，主流文学批评经常会在这之间进行调整，表现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方面各有侧重，而当环境允许时，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的矛盾就会引起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界就出现过三次大的文艺争鸣，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围绕胡风、阿垅、路翎等人的文艺思想展开的文艺论争；第二次是50年代中期“双百”时期围绕秦兆阳、陈涌、巴人、钱谷融、刘绍棠等人的文艺观点展开的论争；第三次是60年代初期围绕邵荃麟，李何林等人的文艺观点展开的论争。这说明文学批评的开展并非都能在规范和掌控之中，实践和理论之间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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