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霞，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发展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后，现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城市文化等研究。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研究”（已结项），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研究》《史林》《复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关涉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国家层面的制度文化、西方城市建设理念等要素。民间信仰随移民的区域流动而变化，在入乡随俗和携俗入乡的碰撞、融合中，既为了存续并帮助移民适应陌生环境而进行主动调适，同时又积极参与了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工作,并逐渐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不可置否，在主动调试与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民间信仰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构建上海城市文化的肌底力量之一,也是当代城市文化的一抹特色。

民间信仰与同业移民网络的组建

    黑格尔在 《法哲学》中分析了自由的三个领域,其中同业公会是工厂主、手工业者或商人的自愿联合,他们怀着一个明显的意图——促进活动在经济体的一个特定部门的那些人的权利和福利,确保那个部门里一个人的劳动不会破坏另一个人的劳动——而联合在一起。黑格尔认为,内在于伦理自由概念的第三个义务因而就是一个同业公会的成员身份。由于同业公会是真正理自由的具体体现,因而它们必定是既建立在其成员关心其他成员的福利这个态度之上,又会促进这个态度。② 因此,在一个真正的同业公会中,其成员会放弃以牺牲竞争者为代价来最大化个人财富的欲求,他们会受到鼓励,从而倾向于大家一起工作。① 黑格尔明确指出,要阻止富人中间贱民心理的发展,以及一个贫困的贱民阶层的相应出现,这个集体精神 (espritdecorps)非常重要。黑格尔意识到,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的精神强烈地反对同业公会,追求不受约束的商业自由,即 “越放任,越自由”。他认识到同业公会和行会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基本上已经消亡了。同业公会不是人们真正关心他人自由和福利的唯一手段,国家成员身份也会达成这一结果,这部分是通过形成一种 “政治情绪”或普遍公民的感觉达成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会使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伴充满爱。不过,在同业公会中产生的伦理意识与贫困问题有着更直接的关联,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作为公民或上帝的造物而负有责任,还作为工厂主、商人、工匠而负有伦理的责任。因而,同业公会的成员身份使我们能够在日常世俗的活动中对邻人展示我们的爱。② 更具体地,它通过使我们发现我们与特定人群——我们与这些人参与了一个共同的活动或职业——有着共同的目标,赋予了我们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感。个体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国家甚至人类圈子里。③ 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不过,在黑格尔看来,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享有同业公会的成员身份,个体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生活在 “(那些)大圈子中的小圈子”里的。① 他们拥有共同的生活、工作习性,而习性则是构成 “场域”的核心内容之一。

    公所、会馆及公行都是中国传统的工商团体组织,因侧重点不同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普通民众。中国农村有 “工帮制度”。工帮的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手工帮,如俗称的湖北帮、扬州帮等,乃以区域辨别工人;另一种是农工帮,如中国各地的乡村工帮。乡村工帮又分两类:一类是营业的工帮,他们通常满十人即可组织,有头目,通常在庙宇中预备食宿,集散工人;另一类是合作式的工帮,通常以一村为单位,由族长为首齐集祠堂。② 这些工帮组织虽然没有完全保留至近代城市,但是以 “地域” “信仰”为核心的组织形式仍然存在于进入城市的移民当中。

    近代上海的行业氛围既有公会带来的公民身份认同,也有类似于信仰身份带来的认同。它由传统的家族式传承转变为职业化的竞争路线,一方面是因吸收了近代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工厂经营模式,由工场转变为工厂;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大多是从外地来到上海,他们更容易抱团形成一个同行业的组织,参与市场。为了规范市场经营,提高竞争力,他们往往求助于神灵,为同行设立行业神。行业神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相较而言,近代上海的行业信仰增添行业之外的功能,往往行业神也成为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感寄托,设置也逐渐变得随意。

一 城市求职

    在近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大部分故事的开头都有一个从乡下或周边小镇前来上海的陌生人,他们或投靠亲戚,或寻找营生的职业。但无论哪种,几乎都是借助同乡关系。因此,同一个地方的人来到上海往往倾向于从事同一种职业,例如广东旅沪同乡会就下设工艺传习所。20世纪30年代发行于上海的 《无锡旅刊》,是以在上海的无锡人为主要读者,当中既记载了无锡同乡、同业移民的情况,也呈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上海的无锡人往往成团队地从事一两个相同的行业,他们又同属于一个同乡会管辖。1933年的一期就刊登了一条 《本会宴请本市打铁同业同乡领袖记事》,内容如下。

本月三十日上午十二时备有功德林素筵,宴请本市打铁同业领袖。查打铁一业,锡人 (占)大多数,且其领袖多属同乡,特先宴请,以聊感情,并讨论征求办法。①

    可见,上海打铁业的大部分从业者是来自无锡,他们最初来到城市,几乎都是依靠同乡的介绍、照顾才得以落脚。这样就使得在上海的同业关系中同时渗透着浓浓的同乡地缘要素。在无锡旅沪同乡会发现许多同乡会员由于避免缴纳会费等原因而导致同乡会员减少时,同乡理事会长荣宗敬给打铁同业领袖发出通函,也有人建议按照各业推举领袖来征求意见。① 也就是说,在同乡这个层面,移民们往往与同业者联系更为紧密。如果要组织这些移民,让他们按时按量缴费,参与活动,通过同业来组织实际上是更有效的。

    事实也证明,在旅沪移民的社会网络中,确实是同业公会从属于同乡会。1931年,无锡旅沪移民所组成的货船同业公会就曾请求附属至无锡旅沪同乡会之下。② 浦东同乡会也下设建筑会所,宁波旅沪同乡会下设西式木器工党同业团等。这些同业团体联络同业,改良工艺,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行业事宜。例如宁波西式木器工党同业团还负责个人的善后事宜,甚至嫁娶事宜也要从同业团中支取赞助一部分喜庆捐。③ 同乡会针对同业团的新学徒不收取每月的月捐,而是三年满师之后才补充缴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刚进入上海的同乡移民提供了很好的适应环境。

    除此之外,这些同业团体还为移民提供失业保障。正因如此,它明显超越了一个同业团体所具备的社会功能,与移民之间形成一种基层的管理、保障机制。例如上海的人力车夫大多是江北移民,因此,江北同乡会就针对此举办救济人力车夫的活动。

    本市失业人力车夫,自经江北各旅沪同乡会组织联合办事处,开始举办登记以来,忽已三日,昨据该办事处发表,三日内失业车夫登记人数已达三千四百余人,并悉本市人力车业同业公会。以此举与车商确有切肤关系,故特通告各车商,予以尽力协助。①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几乎全部来自江北移民,形成了人力车业的同业公会,并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职业保障。但是江北的人力车业同业公会与前面所说的无锡打铁业、宁波建筑业等又有所不同。由于江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包括江北、安徽、长江以北的许多地区,从事人力车夫的人数很多,而这些地方的移民在上海都分别有自己的同乡会。因此,人力车业同业公会不可能从属于某一个同乡会。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车夫分别向其籍贯所在的旅沪同乡会申请,“特组织联合办事处……分别向当局代为请命,要求予以相当救经,俾维生活”。联合办事处是基于同乡、同业的交叉群体组建而成,给予职业上的救助,并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活动,与官方进行沟通。

    同业会与同乡会的关系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帮助移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二者都与这个城市发生关联,但移民个体却几乎没有。在工作有着落之后,同业会一直在移民与城市之间扮演着中介的作用,同业会代表着移民个人参与城市互动。移民进入同业组织以后,不仅能解决工作、生活中的难题,还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意志、政治诉求等付诸于同业团体中。1937年,由于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各行业加征捐税引发社会不满,100多个行业的人进行联合抵制。但实际上,在集合这些社会意见时是以同乡的同业团体为单位的,报道称广东、浦东、宁波、宝山、诸暨、潮州、山东、四川、绍兴、河北、□县、徽宁、常州、上虞、南通、镇海、太仓、嘉定、江苏、松江、浙江、扬州八邑、江宁、高邮、义乌、宁海、崇明、海门、常熟、嵊县、靖江、福建、龙岩等60余旅沪同乡会,所涉及的100多个日常的行业人员发表联合宣言。① 可见,近代上海城市的同业组织几乎都是设立在同乡组织之下,即使是以职业区分的社会群体地缘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奉祀共同的神灵。

    1939年,朱邦兴等编写的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记述了当时丝织业工人找工作的情况,丝织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往往一年功夫会更换好几家工厂。但对丝织工人来说,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有点儿社会关系的熟练工人几乎只要半天就能成功,因为他们都是 “彼此介绍工作的,大都没有什么保证麻烦的手续。只要有缺额,讲讲面子就可以”②。而上海的丝织工人主要是来自浙东和杭湖苏州的。

    伴随同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加强,除了移民自愿加入同业组织之外,至20世纪30年代,市商会等政府机构也督促和劝导从业人员加入公会,并日渐规范同业公会的管理。

序言

绪论 / 1

第一章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时空分异与嬗变 / 29

第一节 晚清暴力、流动下的民间信仰格局转型 / 31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变化 (1843—1885) / 32

二 晚清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格局 (1886—1911) / 47

第二节 移民浪潮下县城与租界民间信仰格局转换 / 57

一 民国初期神祇种类和空间分布 (1912—1927) / 57

二 寺庙登记政策下的传统民间信仰格局瓦解

(1928—1936) / 70

三 移民涌入与租界民间信仰繁荣 (1937—1948) / 80

第三节 民间信仰风气与租屋设庙盛行 / 94

一 佛店与移民异地建庙 / 95

二 市场化的信仰供给与庙产管理 / 101

第四节 是乡籍,亦是庙籍 / 110

一 住持籍贯与祠庙来源 / 110

二 会馆庙宇中的僧、俗之争到庙、神分离 / 116

三 佛、道神祇与民间信仰的转化 / 121

第二章 民间信仰媒介与移民社会网络 / 129

第一节 民间信仰与同业移民网络的组建 / 131

一 城市求职 / 134

二 寻找同业神的风气 / 139

三 迎神入会及祭神活动 / 144

第二节 同乡组织与城市乡土神 / 150

一 移民与城市的连接——同乡组织 / 151

二 迎神以 “敦乡谊” / 154

三 基于民间信仰开展的社会活动 / 160

四 会馆、同乡会组织架构与特刊的社会意义 / 164

五 行业神与乡土神混杂 / 168

第三节 “拜老头子”与移民帮派信仰 / 173

一 “拜老头子” / 174

二 帮派移民的组织形式和信仰 / 177

第四节 各地医药神的出现及转型 / 181

一 仙人治病的神通与归属 / 181

二 广东人的黄大仙 / 186

三 湖南籍的瞿真人信仰 / 190

第五节 由乡到国:乡土神与民族情结培育 / 195

一 “爱乡须爱国”,怎样走向爱国 / 196

二 乡土神与同乡组织的民族救亡运动 / 203

第三章 移民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民间信仰 / 212

第一节 地方戏曲与民间信仰 / 212

一 演剧酬神 / 214

二 戏曲中的民间神祇 / 221

三 迎神赛会中的戏曲 / 226

四 移民城市的俗曲文化 / 229

第二节 民俗与民间传说中的民间信仰 / 232

一 生活习俗的演进与同乐会 / 232

二 旅沪粤人 “打地气”与 “打蘸” / 240

三 新民间传说的生产 / 246

第三节 江北人的都天会文化狂欢 / 255

一 江北都天会 / 255

二 近代上海的都天会 / 262

第四节 江淮戏在上海 / 268

一 江北小戏在沪落脚 / 269

二 淮戏院、戏园与江北人的互动 / 271

三 江淮戏里的民间信仰 / 275

第四章 民间信仰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建构 / 280

第一节 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属性 / 281

一 人群活动空间与祠庙分布 / 282

二 工商业布局与信仰空间 / 290

第二节 水木行业的籍贯与鲁班庙空间区分 / 302

一 水木营造业的繁荣与行业保护神 / 304

二 “神灵”的乡籍区分 / 310

三 商业活动和公共空间的形成 / 316

第三节 太阳神信仰与区域城市化 / 324

一 城市化的前提与原始动力:信仰聚集人口 / 325

二 庙产买卖与两种城市化力量 / 330

三 公共服务配套的自然形成 / 337

四 庙名向城市区域名转化 / 341

第五章 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都市文化 “乡愁” / 347

第一节 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基层文化延续 / 348

一 《破除迷信全书》中的民间信仰 / 348

二 民间信仰市民化转向 / 351

三 乡村与都市文化的碰撞 / 360

第二节 民间信仰祠庙与现代城市文化景观 / 370

一 广场空间的缓慢替代 / 372

二 城市指南背后的城市文化逻辑 / 378

三 邑庙空间的商业化、娱乐化 / 383

第三节 民间信仰与城市精神价值选择 / 386

一 瞿真人庙增祀和走进白云观 / 386

二 黄道婆信仰的时代价值变迁 / 392

第六章 “心安处即吾乡”: 传统与现代之交融互构 / 400

一 民间信仰帮助城市重构社会秩序 / 402

二 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 / 404

三 文化腹地滋养与城市文化反哺 / 410

四 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转型 / 414

附录 / 417

附表一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寺庙

调查情况 / 417

附表二 1929年 《申报》所载20世纪20年代上海寺庙

登记情况 / 426

附表三 上海特别市政府检送 《淫祠邪祀调查表》

(1930年) / 433

附表四 20世纪4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寺庙调查

情况 / 436

参考文献 / 456

后记 / 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