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草木香：中国古诗词草木意象类鉴》：
“桃，西方之木也，乃五木之精，枝干扶疏，处处有之，叶狭而长，二月开花，有红、白、粉红、深粉红之殊，他如单瓣大红、千瓣桃红之变也，单瓣白桃、千瓣白桃之变也，烂漫芳菲，其色甚媚，花早易植，木少则花盛，种类颇多。”（《御制佩文斋广群芳谱》）
桃树是我国传统的园林花木，为早春重要观花树种之一。落叶乔木，树干表面光滑，呈红褐色，颜色艳丽，树态优美，枝干扶疏，树形并不高大，也不挺拔，一般只有6米至10米，却婀娜地伸出枝叶。早春方至，桃树枝上便发出新芽，在春寒料峭中含苞待放。清明前后便是桃花怒放之时，它的美在于简约而不失华丽，丰腴中更显清秀。花的颜色清淡不失浓郁，主要有白色、淡粉色、粉红色等几种，五个花瓣，形如梅花一般。宋诗人石延年《红梅》咏梅花诗句“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就写出梅花和桃花花形相似的特点。
桃在我国分布广泛，利用较早，实用价值较高，与人们的关系异常密切，如《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记载了桃的物候期；《易纬·通卦验》载“惊蛰日大壮，初九，桃不花，仓库多火”。《十洲记》、记载说：“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树，屈盘三千里，名曰蟠桃。”《诗经·魏风·园有桃》曰：“园有桃，其实之肴。”可见，在《诗经》时代，桃已经是人工栽培的树木了。《墨子》卷五记载，“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这段话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园中栽培种植桃树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诗经·大雅·抑》篇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桃子成为人们交往的礼物。在《周南·桃天》篇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描写，可见当时人们对桃花有了初步审美认识，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艳绝，开千古词赋咏香奁之祖。”由于桃花开放于万物复苏的阳春三月，花色粉红，花姿娇媚，在刚刚走出肃杀单调的冬景的环境中尤其醒目。桃花就成了春天和健康、青春、美丽女子的象征，这奠定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桃花与女性关系的基础。随着时代和审美认识的发展，桃花又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学意蕴和文化内涵。古人对桃花的敏锐的观察和描写为后代桃花题材和桃花意象作品的创作开先河，成为桃花歌咏的滥觞。
魏晋南北朝是诗人的觉醒时代，也是桃花诗歌创作审美的自觉时代，此时，咏桃诗歌中桃花的女性意味浓厚，提供了以女性比喻桃花的创作思路。如沈约《咏桃诗》云：“风来吹叶动，风动畏花伤。红英已照灼，况复含日光。歌童暗理曲，游女夜缝裳。讵诚当春泪，能断思人肠。”诗人突破了注重物色描摹的套版效应，以清怨的风格赋予桃花鲜明的情感寄托，对后世文学的桃花描写产生了深刻影响。爱花、惜花、睹落花而思纷，因景牵情，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成功表现了诗人敏感、细腻的情怀，风格“清怨”而深沉。沈约之作不再着笔于对桃花物色的刻板描摹，而是将桃花的物色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由眼前盛开的桃花的美丽想到风吹花落的感伤，这是桃花描写由重物色描摹到重情感寄托的转变，是桃花审美认识历史上的重要环节，也是前代或同时代作品中没有的。这种描写和表达范式被唐、宋文人继承下来。
唐宋时期，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力提高，花卉栽培技术随之提高，种花和赏花之风逐渐普及，人们对花卉欣赏的热情更胜以前。桃花意象以题材的多样、审美认识的细致深入、艺术表现的成熟等方面的成就，打破了之前的单调和狭隘，挖掘出桃花的多种美感和情感寓意，确立了桃花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桃花审美历程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全唐诗》中的咏花诗、咏桃诗数量最多，比唐代尊崇的牡丹诗还多，可见唐代文人对桃花的关注和喜爱。北宋时期，洛阳经济繁荣，人们观赏桃花之热情甚为浓厚。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七载：“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巳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