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
1966年的夏天很热，空气中弥漫着馊糨糊的味道，久久散发不掉。
已经小学六年级的我，懵懵懂懂感到了六年级与其他年级的不同。
因为，六年级毕竟是六年级，是小学里的最高年级。这一年，我被宣布为少先大队队长。少先队“干部”的标志——胳膊上的徽章，我其实是戴习惯了的，从入队开始，由一道杠而两道杠而三道杠，年年都有。但是以前的三道杠是大队委员，现在是大队长了，这有质的变化：委员可以有若干，队长只有一个，我，就成了那个唯一。大队长一般只在最高年级产生，我以前表现再好也无用，此时是“熬”到了，这是六年级的特殊待遇。当然，即便是成了该小学学生“最高领导人”，我也没有特殊的感觉，无非是跟在督导老师后面，每天上午上课预备前到各个教室检查一下纪律，虽然所到之处大家正襟危坐，即便是平时要好的同学此时也很严肃，但我知道他们忌惮的不是我，我只是老虎后面的小狐狸而已。所以，当大队长这件事也只是一件事而已，其实没啥。这一年比较要紧的是，傅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傅老师面色铁青，不苟言笑，用从他儿子那儿听来的一个词形容他好像很合适，就是“满脸横肉”。“满脸横肉”一般形容坏人，不该用在傅老师身上，可我那时因害怕而生出的印象，就是如此。害怕傅老师，不光是他不笑，还缘于他套路太深。他要求大家早到校，这没什么，以前也早到校的，但以前早到校是玩，现在一到校，就被他发现了，就被拘到教室里。教室里本来也可以玩，可是傅老师与别的老师不同，讲台之外，他另搬了张桌子，放到窗台底下，面对面地看着你。当然你还可以在座位上玩，但傅老师让背书，让大家朗读、默读、齐读，几遍之后看谁先会背……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就像猴子被菩萨哄骗戴上了小花帽，戴上就拿不下来了。这是前五年不曾有过的。我那时还不明白自己是毕业班了，马上要考中学，只觉得遇到一个特严厉特不一样的老师才如此。
我正被动机械地过着和以往年级不一样的六年级，还不知道，我的这个六年级注定与之前之后所有的六年级也不相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用上课，只写大字报，热热闹闹地写了好几天，所有小学生都写。学校院子的墙就不够用了，进而贴到教室里，教室也只有四面墙啊！又在教室里扯上铅丝，横三竖四地挂上大字报。我疑心这招数是老师想出来甚至是老师制作的，小学生只怕没这能耐。果真如此的话，那真是作茧自缚了，因为学生的批判对象就是自己的老师啊。六月里的天，到处都是馊糨糊味，教室干脆进不去了。这种孩子们的欣欣然和老师们的惶惶然情形其实没几天，学校就宣布放假了。暑假年年有，今年的我们是不是该有些不一样？毕竟我们是毕业班啊。可是，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升学考试，所有的庄严到我们这儿全省略了，没有任何仪式，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并不意味着暑期开始，像我以为的那样。这是我无业游民生活的开始，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我所做的所有事，都属于“自选动作”。我还不满12岁，还不可能对自己负责任，这自由来得早了点。
院子里的中学生凤，被选作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去了。凤我熟悉，高我三个年级，我之前的大队长的位子曾经是她的，她少年老成，人也泼辣，不像我，没开窍的木头似的。人家现在是中学生，这事没法比。
凤回来以后，兴起了红卫兵，中学生胳膊上都很神气地套着红袖章。凭空旗子也多了起来，好像几个人就可以排成一队，打一面旗子，清一色的红。接着，社会上大人们也戴起了红袖章，也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名字不同，但一律革命，一律红色。只是热闹是人家的，没我们事。凭什么？以前出去宣传演出，中学生参加，我们也去的，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呢。可是现在，中学生就是红卫兵，小学生就什么都不是(后来小学里有了红小兵，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有一天我和我姐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看热闹。遇上同班同学傅岩，就是班主任傅老师的儿子，他此时也正“待业”，三人议论起社会上发生的事，不知是谁提议，我们也组织个战斗队吧！都很无聊，都要求进步，一拍即合，于是就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量的结果，战斗队的名字叫“永红”，自然是永不变色之意。提到老师的队伍叫“战犹酣”，羡慕还是老师有文化，自己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一个差不多的，又不能抄袭，只能用“永红”凑合，普通是普通了点，好歹是自己的版权。然后要写一篇宣言。所有战斗队成立时都要发宣言的，你不发宣言，谁知道你的队伍呢？我们“永红战斗队”的宣言是谁起草的，已记不清了，可能是傅岩？他到底是语文老师的儿子啊。“宣言”写成后，需要油印，像所有小字报一样。这牵涉到刻钢板，使用油印机。但好像都没问题。《青春之歌》《红岩》的故事都很熟悉，地下党哪有不撒传单的？林道静站在隆隆向前的列车上，一手抓着车门，一手撒传单，嘴里还喊口号，那才是青春之歌呢！传单是刻印出来的，这也懂。成然就是刻钢板的嘛，一手仿宋字，印刷体一样，“敌人”都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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