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历史文化与建筑遗存
《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的历史。晋阳城肇建于东周（公元前497年），废弃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前后共1476年。从时间上看，晋阳城的历史与《资治通鉴》所载历史大致相重叠，而且还要长出114年。从晋卿赵氏开始经营晋阳，历代政权与北部诸少数民族杂处融合、战争撕裂，在滚滚历史长河中续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以晋阳为中心的历史，为唐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空前大发展奠定了基石，揭示了中华文明长时段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晋阳不仅是这个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同时也为古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晋阳是一座中国北方的古代都市，而研究古代都市，属于城市考古的内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城市多是有城墙的，由城墙围合起来的空间与布局是古代城市考古所定义的研究内容，一般来说就是城墙内的空间与布局。但是城市以外的空间，如墓葬区、祭祀的祠庙、信仰活动的宗教场所、连接城内的城外道路桥梁，都应该算作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该算作是城市的景观。因此，完整的城市考古学应该是以城址、道路交通、墓葬、石窟及相关寺庙为大聚落的综合性考古，不仅仅关注局部，更需要将城内与城外、地上与地下、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衔接。只有这样才能系统全面阐释清楚一个城市在长时期发展变迁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因果关系，而这一点过去学术界关注并不多。一开始的晋阳古城考古工作，我们也没有这么思考。在逐渐深入的工作中，思路才得到拓展，我们才认识到城内的考古遗存与城外有太多关联性，必须将这些统筹起来系统全面研究（图一）。
图一 晋阳古城附近卫星影像（20世纪60年代）
基于以上的这些认识，促成了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整理与研究晋阳古城出土的历代物质文化资料。把城内城外的资料都汇总在一起，庶几清楚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面貌。比如说，我们研究古代建筑，更多关心地上建筑遗构，但地上建筑的遗构的生成过程十分复杂，每个单体都凝结了从始建、重建、反复修缮到不断维护的过程，事实上，我们已经看不到一个纯粹的完整的早期地上建筑。古代墓葬不一样，其完整性、真实性保存较好，墓葬建筑的材料、尺度、功能、结构、空间利用以及象征意义都十分明晰。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别，墓葬建筑不仅填补我们对于建筑史的认识空白，更能够启发我们思考更多地面建筑遗构的构成与演化。另外，石窟寺作为*特的建筑类型，更有其特别的意义。因此，城内的建筑遗存，城外的墓葬、道路、石窟寺遗存及寺庙建筑遗存相互依存，构成城市考古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晋阳古城自1961年谢元璐、张颔等先生*次考古调查以来，考古工作历经60年，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2010年之后，晋阳古城成为山西省唯一被批准的国家*批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时作为“十一五”至“十四五”国家重点保护的150处大遗址之一，在山西遗产保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也激发和促使我们对于城市布局、城市功能、城市景观及相关经济、文化、思想等问题的思考。同时这些成果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徐显秀墓、虞弘墓，以及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蒙山及太山龙泉寺塔基遗址等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长期以来的考古工作。系统和全面总结整理这些考古成果，现在尤为必要。爬梳21世纪初的20余年考古工作，工作内容和成果可分为三部分[1]。
1.城垣勘探
2011年以前，探明的西城平面基本呈矩形[2]，东西长4780米，南北宽3750米，面积约20平方千米，方向北偏东18°。其中，城墙西北城角位于罗城老爷阁，西南城角位于南城角村，东南城角位于南、北瓦窑村，东北城角位置在东城角村（图二）。2011年，我们尝试使用多种手段对城垣进行确认，但收获甚微。我们通过地质勘探的手段，摸清了东部地层埋藏的规律，发现了东城墙的痕迹及汾河故道大致位置。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也使我们冷静思考考古勘探对于晋阳城考古研究的局限性。考古勘探虽然是考古工作中*直接有效解决城市布局的技术手段，但对于晋阳古城这样的城市遗址来说，时间延续长，不同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复杂，西部区域建筑构件多，部分区域又有大量砂石覆盖，东部区域埋藏深，且水位浅。综合这些不利因素，勘探效果并不理想。探明西城的北墙也在近些年被否定。有的区域即使探明了城墙的形制，但不能确定城墙的年代。还有很多原以为重要遗迹的地方，被后来的考古发掘证伪。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积累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也算是收获。总体而言，城垣确定还需很多工作要做，不同时期城垣的形状与位置更是未知。
2.西城城内试掘
2002年，对城墙西北城角及部分城墙进行解剖、发掘，推测该段城墙始建于汉晋之间，唐代有修补。2003—2006年对古城营村疑似“大明城”遗址的北城墙和东城墙进行试掘，确定其时代为元明之交。2004—2005年对场堰地夯土遗迹进行试掘，其时代为唐五代时期。2004年发掘坝堰地城墙遗迹，年代*早为元代。2005—2009年断续对西城墙及护城河局部开展解剖与发掘，发现了城墙两次大的营建过程和历代修补痕迹。2006年发掘西城墙“水窗门”遗址，确认豁口宽25米，未发现路土以及城门遗迹。2009年对晋源苗圃部分区域进行试掘，布设探沟7条，清理至五代、宋初地层止，*次发现晋阳城火烧水灌的遗迹。2011—2013年在小殿台遗址开展抽样勘探和考古发掘，发现金元时期的道路和多座东周时期墓葬、灰坑。2013年对大殿台遗址进行考古试掘，囿于客观条件限制，仅布设3条探沟。从清理的遗迹、遗物分析，发现该台地大体为边长80米的夯土台基，时代为北朝。2013—2014年对晋阳古城西部区域内的晋源苗圃进行“一横两纵”的探沟调查，涉及探沟七段，共计178条，发掘长度1780米[3]，发现建筑基址、道路、夯土墙、灶、水渠与水井等遗迹。这些试掘的结果，都成为考古发掘区块选择的重要依托，为西城城市内空间布局的认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图二 2011年前晋阳古城考古发现遗迹平面图
图三 一号建筑基址遗迹航拍图（上为东）
图四 西南城墙解剖剖面图（北—南）
图五 三号建筑基址遗迹航拍图（上为北）
图六 瓷窑遗址遗迹平面分布图（右为北）
3.重要建筑遗迹发掘
一号建筑基址[4]位于康培集团苗圃内，西距大运高速公路约20米，原定名为“西南城门”遗址。2013—2014年进行发掘。一号建筑基址并不是一处门址，而是由不同时代成片建筑群组成（图三）。其中**期房址的建筑和使用年代约为晚唐，废弃于五代，主体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带东西廊庑的建筑，为晚唐寺庙建筑的基本格式；第二期房址是遗址中*晚阶段的建筑基址，时代为五代至宋初。房屋基本是以碎砖瓦为基础的土坯墙建筑，根据出土物和紧挨城墙的位置分析，可能是北汉抵御北宋时军队的临时宿营地。此外，对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和西南城墙的解剖（图四），确认了西城墙南北两段，营建与使用不完全同步，为解决不同时代的城圈问题提供了资料。
三号建筑基址[5]位于晋源苗圃院内东北角，西距二号建筑基址110米，为晋源苗圃“一横两纵”探沟T1115、T1116内暴露的遗迹现象。2015—2017年进行发掘。三号建筑基址处于晋阳宫城区，主要的建筑基址营建于北朝时期，使用至唐代中期后逐渐废弃。在建筑之间围绕有排水渠，布局考究，仍可见暗渠、明渠、排水口等（图五）。从出土的建筑构件和日用器物推断，该基址可能是衙署的局部。对三号建筑基址的发掘，揭示了魏晋十六国、两汉、东周不同时期遗存的整体保存情况，确立了各个时期遗存的考古断代依据。
瓷窑遗址[6]位于二号和三号建筑基址之间，西距二号建筑基址60米，东距三号建筑基址50米。2021年进行发掘。瓷窑遗址开口于唐代文化层下，目前发现3座，均为马蹄形馒头窑，由火膛、窑室和烟道组成。火膛与窑室之间有挡火墙，窑室与烟道之间也有烟道墙相隔（图六）。瓷窑使用时间不长，以木炭为主要燃料，烧制有青瓷、化妆白瓷和细白瓷器，时代大致是隋至唐代早期，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早的瓷窑遗址，填补了陶瓷考古的空白，为晋阳古城北朝至唐代早期的城市功能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一号作坊遗址[7]位于二号建筑基址东侧，系叠压于二号建筑基址下部文化层中的遗迹。2019年进行发掘，发现有房址、水池等。作坊遗址坐东朝西，面阔四间，进深一间。屋内有排列整齐的灶址，屋外除大面积的煤（灰）渣坑以外，还发现有疑似淬火的水坑（图七）。一号作坊遗址的年代为唐代中期，结合发现的坩埚和灰坑中的铜、铁残渣分析，作坊主要的生产目的就是冶炼和加工铜、铁。
二号建筑基址[8]位于晋源区侨友化工厂南侧，东距三号建筑基址110米，为晋源苗圃“一横两纵”探沟第四段、第五段、第七段局部探沟内发现的遗迹现象。2013—2018年进行发掘。二号建筑基址布局规整，周围廊庑环绕，内部各主要殿址间以露道连接，设计紧凑（图八）。基址内则出土了大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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