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潜志》，金刘祁撰，黄益元校点。刘祁（1203-1250），字京叔，金元之际著名学者。

《乐郊私语》，元姚桐寿著，李梦生校点。姚桐寿，字乐年，元朝人，生卒未详。

　　《归潜志·乐郊私语/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皆回辕即诛。后又谋取蜀，时胥平章鼎镇关中，奏请缓发，胥由此罢相。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此皆宣宗时事，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惟侥幸一时进用，不顾平日源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兴定初，朝议县令最亲民，依常调数换多不得人，始诏内外七品以上官保举，仍升为正七品。资未及者，借注人。一时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阳、程震威卿令陈留，皆有治绩。或人为监察御史台部官，自是居官者争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赐。其后，往往自纳赂请托得之，故疲懦贪秽者亦多。然士大夫为之者犹自力，此良法也。
　　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间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杨公又与赵学士秉文采集自古治术，分门类，号《君臣政要》，为一编进之。此亦开讲学之渐也，然岁余亦罢。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瑛、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南渡后，疆土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其后，有辟举法行，虽未人仕，亦得辟为令。故新进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补。故士人方免沉滞之叹云。
　　大臣尤当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不可畏嫌避党为自保计。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又或转加诘责，以示无私。或要职美官宁用他流，取媚于众。一登省府，遽忘本来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节义难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贵自终。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竞何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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