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
为什么要模仿、照搬，因为觉得它先进，它好。50年代之后，又出现搬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状况，也是出于这种认识。所进行的美的本质问题大讨论，所运用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都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的结果，至今仍不难发现其影响之痕迹。进入80、90年代，人们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又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并且仍以否定传统为代价，这是值得深思的。
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文化的两大主流。对于中国来说，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在碰撞、融合中出新，这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未来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百年的经验说明，中西文化交流，既是百年中国美学产生的背景，又是百年中国美学的思想来源。过去由于对两种文化各自的特点、结构、主要倾向及其优越性与局限缺乏研究，认识不足，因而在选择、汲取、扬弃上常常陷于盲目状态。因偏激而造成一系列失误，因盲目而无远见卓识。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有了这种研究，才能有真正的中西美学比较。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在近些年来已引起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浅尝辄止，中西美学比较多限于比高低异同的层面——这固然也需要，但毕竟离我们的目的尚远。我们应该通过表层的比较去探索造成差距和异同的原因，揭示各自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生命力，在这种基础上才能择善相从，吐故纳新，并经过长期的孕育过程而产生新的生命。
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和以往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经验教训，至少给予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管你是否情愿，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但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失去根基，便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创造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
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一种平等态度和对话方式；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层面要加以认识与区分，尤其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社会机构、制度、法规与人文精神的区别，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中国百年美学的建构，就基本情况来说：一是照搬西方美学的模式；二是照搬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模式，无论是编著基本理论，还是撰写自己的美学史、文艺批评史，框架体例、概念范畴、判断尺度等等，基本上都是来自外国的，中国的思想观点不过是外来理论的一种印证。为什么如此？从认识上说，主要是盲目与片面。因为看到人家科技先进、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因而便觉得整个文化都先进，都优于我们，照搬过来既省力又见效快，何乐而不为呢？但文化并不如此简单。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和网络，从表入里、从低到高又有许多的层面，某些层面如科技可以用先进与落后以及是否符合科学性去说明其性质，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之，而更深刻的层面如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表现民族精神的文化，用先进与落后以及是否符合科学性去说明它们是远远不够的，它们的许多方面也无法用实证方法去检验。即使与科技同属于文化表层的风俗习惯、礼仪伦常等等，也不能用实证方法去检验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总之，科学不是万能的，实证也不是到处都能适用的。
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要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这首先需要有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政治氛围作保障。其次要求研究者不仅熟知自己的文化传统，还应走出国门，亲临所要比较的文化国度中进行考察与体验，如此才具备比较研究的充分条件。在这一方面，已故的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对儒、道、释都有深入地把握，对中国传统艺术有深切地体验和很高的鉴赏眼光。青年时代正逢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的引进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更吸引了他的研究兴趣，并到德国留学五六年，进出艺术博物馆、音乐厅、展览会，实地考察观光，对西方文化也有深切地体验。因此，他在20世纪30-40年代所作的中西美学、中西艺术的比较研究，认识之深刻、见解之独到以及理论所达到的高度，我敢说至今也很少有人达到这一历史水平，更不要说超过了。他的中西比较研究成果，扬弃“五四”文学革命诸君的片面观点，纠正了以西方的艺术精神和方法为标准全面否定传统艺术的倾向，深入地比较了中西艺术的不同，并揭示了造成这种不同的文化根源和各自的生命活力与价值所在。
本文在谈中西文化交流时，曾多次使用“照搬”、“模仿”等概念，并带有贬义。但是，这种贬义应限制在与“创新”、“独创”等概念相比较的范围之内，不能把这种贬义普遍化。这是因为：第一，在文化交流中，在人类交往中，相互照搬、模仿已有的经验和现成的东西，这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是创新、独创的准备、条件或启示，没有这些做基础，创新、独创等将是一句空话。因此鲁迅才主张在向先进学习时采取“拿来主义”，“拿来”不就是“照搬”吗？第二，“照搬”、“模仿”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有了这种本性才有接受教育的要求，才能把这种内在要求变成学习文化、学习知识的自觉能力。“学习”与“模仿”，本质上是相通的；第三，“学习”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前提，古人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之后，才能有自己的创造。“读书”、“走路”就是学习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多“读书”多“走路”，才能避免“杜撰”，才能真正做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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