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几十年来的治学经验，张先生说：“我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起码应该做到三点：第一，要正确处理好论与史的关系。要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文史考据基本功的训练，二者不可偏废。第二，研究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写自己的真实体会、心得，不可作学术上的‘风派’，写一些没有学术价值的应时文章。第三，对功名利禄要淡漠，青年同志尤其不可为了急于出名而抢发文章。即使是自己满意的文章，也要仔细推敲，务使文章中提出的观点，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张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治学严谨，成果丰硕，他的论著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他的著作《庄子新探》一书，就历经几十年的研究和撰稿，融入了他多半生的心血。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张先生攻读中文专业，但他喜爱哲学，就确定了以《庄子》为研究对象，指导教师则为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从此开始了对《庄子》一书的考证与研究。在校时，曾因进修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写过一篇《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毕业时，完成了庄子研究的论文，却因为“七七事变”的发生而搁置一边。解放后，几经曲折，才终于完成了全书的写作，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的《庄子新探》一书，不落前人窠臼，在庄子研究方面独辟蹊径，既有透辟的理论论述，、又有深厚的考据功夫，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誉。他的《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在50年代关于两汉社会性质讨论的热潮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十年动乱中，他不肯写一篇昧心的批判文章。“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写了《论春秋时代有关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表达了对“梁效”批儒的看法。他还应邀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写了《孔子详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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