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大学组织行为与变革史
从组织理论的角度审视大学变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西方学者在组织研究方面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深厚积累，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分析都成果丰硕。然而，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组织研究尚属新兴领域，亟待发展。随着国内大学组织变革的日益频繁，探究其与时代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愈发显得重要。大学组织变革的动因多元且复杂，它源于组织内部成员的实际需求，承载着组织深厚的历史基因，同时也受到时代变迁所蕴含的变革力量的驱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大学组织变革研究的坚实基础。基于大学组织行为、组织变革、时代环境以及大学校史等核心概念，我们构建了大学组织变革研究的核心策略。这些策略分为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我们运用组织行为理论和IAD框架，深入探讨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中观层面，我们借助理想类型法、案例研究法、概念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法，系统梳理大学组织变革的历史脉络；在微观层面，我们采用深描技术，细致描绘大学组织在特定变革时期的具体活动细节。通过运用这三个层面的策略，我们能够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大学组织行为变革的现象基础，为后续章节探讨变革的理论依据 —大学组织变革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节 大学组织行为的变革
从1958年马奇（March）和西蒙（Simon）的《组织》（Organizations）一书出版以来①，组织理论作为一个*立的研究领域，已有6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诸如新制度主义、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生态学和组织经济学等核心流派的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②大学组织研究作为组织理论与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交集，关系到研究者对大学本质及功能等基本问题的理解，构成高等教育管理等分支学科的重要理论支撑。③无论从当下现实需求还是历史发展来看，大学组织行为顺势而变，势在必行。
一、现实诉求
大学组织是大学中互动的个人或团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依据一定的职权关系，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具有明确界限的系统。④在组织层面上，先进的信息技术、全球化、多样性和尝试解决道德问题与困境等，皆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是组织行为在外部或情境维度上的重要内容。⑤大到组织行为学领域，小到本书的基本前提和假设，都在于管理“人”—组织中的人力资源。人之于组织的意义无可比拟。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管理的，体现着该组织今天以及明天的竞争优势，而且越来越广泛地被视作“人力资本”（你所知道的—教育、经验、技能）。更进一步，他们又被视作“社会资本”（你所认识的—网络、关系、朋友）和“积极心理资本”（你是什么样的人—信心、希望、乐观、韧性，以及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可能的、真实的自我）。所以，尽管人的躯体在未来可以被克隆，但他们的思想、人格、动机以及组织文化价值是不能复制的。思想、人格、动机通过其行为表征以及众多个体的观念行为促成的组织文化，便成为本书基于组织层面研究大学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变革因此确立为“大学组织变革”研究。
不仅如此，大学机构的自适应性是大学变革以组织的身份与环境互动的另一重要原因，意即大学本身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它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与时代环境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一方面，就大学组织的自然属性而言，每一个大学组织都存在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当中，要受很强的地域性的影响，所处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立还是纷扰喧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组织的办学特征。大学组织是基于高深学问而成立的机构，知识本身具有极其广泛的多用性，大学组织也因此对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作用。大学组织的这一自然属性决定了组织面对的是各个领域的综合需要，这与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优化开发的重要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大学组织的社会属性毋庸置疑。作为承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学组织，属于人类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社会、高尖端技术决定一国之发展的时代来临，大学组织已经越来越成为一国富强发达之指标，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衡量标准。不但它从事的知识生产具备这一性质，组织本身亦可创造财富，如留学生教育带动相关产业获得经济利益等。正因如此，对它的认识、评价、利用都是根据它对社会的有用性来判定的，这个标准显然不应局限于一国之当局，更重要的是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看其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尽管大学组织被列入公共服务领域，成为公共治理的一部分，但大学的高度自治权是一般公共部门所不具备的。而大学组织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知识的重要依托领域—文化领域的影响，也比其他公共服务部门来得既深且广。大学组织所存在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文化传统，是决定大学发展极其重要的外生力量。
当然，大学治理本身也具有双重性的本质。大学组织可以科学、合理地把师生员工组织起来，把经费、物资、技术、信息、时间、空间资源组织起来，形成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创造的*优合力，实现大学办学目标，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大学治理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统一的两项基本职能。这两项职能在大学的治理过程中又表现为计划、决策、组织、控制、公关、传播、创新等具体职能。具体来说，大学治理的自然属性表现在“指挥劳动”上，即大学组织一切管理活动都通过特定的“技术性”手段、措施、办法来执行“指挥劳动”的职能；社会属性表现在“监督劳动”上，属于为何而治理大学的一些“态度性”的知识与问题，它通过有效地应用大学内外规则体系，建立大学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等手段，平衡大学内外环境需求，来实现大学组织预期的教育目标和管理目标。由此可见，大学组织与大学治理所具备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的特征，使得在大学组织内探讨大学治理的变革问题也具备上述双重属性特征。关注大学组织的变革也就是从大学组织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考察大学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本书选取大学组织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大学这个公认“*具惰性”的组织，如何适时而变？通向发展变革的这条路，它在哪里？如何走？现实情况是，不论是主动或被动，高等教育的变革步伐从未停歇。本书致力于大学变革动力研究，便试图搭建一座桥梁：从大学组织与制度环境的内外互动，到大学组织内部个体与集体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再到组织行为与塑造其特征的所有因素之间的关联，我们都尝试进行全面的挖掘与分析。
二、历史必然
尽管大学变革是今天的热点问题，但它绝不只是出现在今天。关于大学的变革，每次都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对于作为一个组织的大学来说，本书的立足点在于：历史永远是*重要的学习课程。正如那些古老的格言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被吹捧为所谓的‘新管理实践’，基本上都是现存的‘古老管理真理’的重新翻版。”①组织管理，在历史视野中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组织如何变？环境怎么变？大学组织如何基于时代要求来回应？本书试图跳出当下的迷雾，站在旁观者、后来人的视角，对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进行事后诸葛式的分析。
本书选取的20世纪60年代这段历史，无论对当时的欧美，还是亚洲的中国，都是一段特色鲜明、非比寻常的时期。彼时的全球处于新旧交替中，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对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观点认为，当今许多社会问题仍归咎于那个时代。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逐渐处于一种经济繁荣、社会秩序恢复、政治走向压抑和保守的环境里，人们的思想观念继20世纪20年代的放松，又回归于传统和保守。但在这样沉静的50年代之后，迎来一个不平静的60年代。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自由、享乐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新的价值观冲击着全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奉行一套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事风格。大学作为青年人聚集的主体，当然这种冲击也波及大学校园。人们称这个时期为“时髦放纵的60年代”，因为当时有许多传统思想，如对婚姻或教育的态度等都被时髦观点取代了。权利、平等、自由、参与是那个时代盛行的思潮，也是人们的呼声，与之相应的是学生参加政治抗议活动、反对“越战”和任何战争形式、关注妇女和各色人种的权利、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的各种活动 繁荣的经济，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运动，“越战”和“新左”思想成为这个时期人们尤其是青年的思想产生冲突碰撞的重要推力。①仅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为例：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青年政治运动、青年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社会躁动，青年不满于社会，试图寻求改变的底线。直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种族歧视的消除、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生态主义和绿党的崛起、消费主义的巩固、后现代文化的批判等—彰显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多元化的西方社会逐渐呈现—而这些都与学生运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②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大学组织毫无意外地被赋予和那个时代一样的特征—变革。本书选取该时段，关注在特殊时期的大学组织变革现象。当历史的车轮载着大学行进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学本身并没有意识到时代要赋予它什么，只是在一种躁动中激烈而痛苦地蜕变。“变革”思想本身成为大变革时代的思想成果之一，一经酝酿就如蠢蠢欲动的新芽，左右着大学组织在应对时代需求的同时，扭转自己的发展方向。结果是大学在有意无意之下，形成或者说试图形成一种适应时代特色的共同治理结构。
对于这段历史时期来说，本书并不过多地对其进行总体评价或详细地介绍发生于这一期间的各种政治大事—这不是本书界定的制度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中观层面的概念对宏观环境的观照尤为“挑剔”。它只是在对大学组织变革史的回顾中挖掘对大学组织内部的行动者（个体和集体），及其对随之产生的组织行为造成影响的时代因素和制度环境，意即将时代的特点分解为一个个能与大学组织行为模式相关联的制度元素。事实上，这种宏观时代环境的影响对大学组织变革的研究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将时代要求通过行动者个体和集体的行为整合到组织变革行为的具体对接点上，才能把握组织的制度环境，从而关注组织变革和制度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这也是本书选取*特的研究视角的原因和价值所在。
三、变革力量
正是由于上述人的重要价值和大学的组织特性，当时代发生变化时，就会*要地作用于和环境关系*密切的大学组织，于是大学本身便成为那个时代一种变革的力量。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的自我更新是必然趋势—这只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高等教育必须更加重视人的因素，造就出具有批判思维的人和能解决各种问题的、能进行变革的人。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高等教育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目标—这就是不论学生背景如何，要使他们一生有变化，并在充满活力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中成为能够生存和有工作成果的公民，大学必须在变革时期把握人类社会培养人才的要求和方向。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各种新旧价值观念冲击着人们，大学应该向社会传递一种正能量，保障变革的力量是正义的、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并能与那些不正之风作斗争进而控制它、遏制它。由于大学组织培养的对象是“人”，是担当国家建设之大任的“人才”，这些人才对社会的适用性是评价大学组织及其社会问责的重要指标。当前各个大学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竞争力，也成为大学组织附加劳动值大小的主要判定。其中，关于“人”的偏好、思想、价值观念、情感、主观能动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组织文化，成为影响大学组织发展的重要内生影响力量。基于此，大学这种机构必须把自己看作、也被别人当作变革动力的“专家”。为了成为变革动力的“专家”，大学组织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治理方式，不断通过变革使自己成为熟练的变革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说，自20世纪60年代权利、平等、自由、参与的理念被提出，大学的变革随之发生。大学组织始终在努力变革，因为要适应环境的新要求，包括酝酿了“变革”这一理念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新要求。变革的过程更多成为平衡内外部需求的手段，变革的结果往往是宏观和微观的一种整合，即变革成为一种中观的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变革的要求来自时代背景，又作用于大学组织，大学组织通过这个理念和社会更紧密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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