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导论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积弊已久，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还未彻底消除，部分环境法规政策执行落实不到位，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良好风气尚未形成，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面对严峻形势，构建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公众参与、媒体监督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众是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重要主体，其行为模式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厘清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为逻辑，推动公众形成环境友好的消费模式与生产方式，是破解生态环境问题、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在新形势下，从消费与生产两端双管齐下，促进公众实施环境友好行为，以及鼓励生产者践行绿色生产行为，是极具挑战性和现实意义并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重大命题。本章将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做简要说明，力图轮廓性和全景式地描述整体概况，并重点介绍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
　　**节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着重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依然很大，美丽中国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必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深入贯彻并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本书主要讨论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指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力相协调，强调公众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求公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向绿色化转型，要积极践行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行为，为生态环境改善贡献力量。本书试图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识别影响公众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环境认知、环境风险感知、环境价值观等内部认知因素与社会经济地位、地区感知偏差等外部经济因素，探究公众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的作用机制与理论逻辑，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环境质量优化方式与协同治理路径。
　　生态环境自身在空间上的关联性、流动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环境污染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决定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系统性。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单一的环境治理模式无法保障治理责任的有效承担，为了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完善生态环境区域治理参与的责任机制，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公众参与、媒体监督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促使相关主体共同承担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此外，相关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高低，并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生态环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模式，公众是生态环境共治的重要主体，因此，探究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要基于公众的环境保护行为，关键在于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消费和生产两个环节出发，识别影响公众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内外部因素，明晰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行为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次提出“农业强国”的理念，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关键。中国要实现农业强国，关键要从大国小农、人多地少、不同区域农业资源禀赋悬殊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强国农业普遍特征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之路。当前，中国农业高速发展，农业集约度不断提升，但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资要素的不合理使用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成为制约耕地可持续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要条件。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生态振兴、做到生态宜居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特别是事关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农村创新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农业的蓬勃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促进与其相关的工业或其他领域的发展。因此，明晰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以及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实践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人类不可持续的环境行为是造成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公众要改变自身行为以减少对环境的有害影响。消费和生产是环境问题的核心，因此，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行为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一方面，绿色消费行为是指公众在商品的购买、使用和后期处理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努力使自身的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达到*小化的消费模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民众在商品的购买、使用与处理过程中自觉遵守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并践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价值观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和倡导的信念与规范，中国民众的行为会受到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消费环节，本书基于中国国情，探究在社会形象、权威从众、中庸价值观等中国特色文化影响下消费者参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农业绿色生产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对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缓解农业污染、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践行绿色生产行为、全面实现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成为当前农业发展主流导向，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生产环节，本书从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要求出发，探究农业生产者在农药与化肥合理施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等产前、产中、产后多环节上的绿色生产行为实现机制。
　　本书将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相结合，通过宏观统计数据探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公众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逻辑与实践机制，通过微观调研数据分析公众采纳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明确消费和生产环节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明晰政策规制等政府行为对公众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基于以上思路，本书试图识别公众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厘清并刻画消费者和生产者践行环境保护的行为逻辑，探究协同治理下的生态环境政策机制与生态效率提升路径，以期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支持。
　　第二节 研究逻辑与思路
　　一、理论逻辑
　　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旨在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服务碎片化的困境。20世纪末，英国布莱尔政府启动的“协同型政府”是协同治理理论*次在国家层面的实践，直接推动协同治理理论成为全球性共识和新趋向。协同治理强调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共同参与的自愿平等与协同性，*终目标是促使公共利益的*大化。
　　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和关联要素的多元性决定了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坚持协同治理的系统思维，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机制。政府可通过干预和管理等规制措施对行为主体形成规范力量，并利用补贴、赠款等经济激励的方式来影响个体行为，在把握生态环境治理宏观方向的同时顾及公平与正义；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以高效的方式配置生产要素，以*低的成本和*佳的投资收益来治理生态环境；公众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有效提升公众环境素养，培养公众对自然的高度道德责任感，以及形成公众的社会道德规范约束机制，将是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动力；媒体在多元主体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充当着“传声筒”的角色，对于政府与公众，媒体能够使双方迅速交换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信息；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媒体能够及时传递绿色产品的市场信息。因此，融合政府、市场、媒体、公众等多个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将制度嵌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利用制度的规范约束力，结合道德规范等强大的非正式力量，能够产生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图1-1）。
　　图1-1 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公众与媒体的协同互补效应
　　具体而言，本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如图1-2所示：政府、公众（生产者和消费者）、媒体等多主体在良性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协商合作，共同承担治理生态环境、提供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完善绿色农产品价格机制的责任，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其中，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约束型环境规制等政策手段规范公众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行为；媒体可以对公众产生引导作用，为生产者传递绿色生产相关信息与技术，监督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此外，媒体也能够通过媒介宣传培养消费者的环境素养与责任感，呼吁消费者践行亲环境行为；政府可以对媒体等新闻报道进行管理规范，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性，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同时媒体也可以对政府进行报道监督，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终，在良性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下，通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倒逼生产者进行绿色生产，也通过绿色生产推动绿色消费，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图1-2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图
　　总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单兵作战的新体系，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优势，避免政府单向操作的低效率，也能避免因市场外部性导致公共性的流失，兼顾公平、效率和公益性，节约信息搜索成本，降低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促进不同主体利益分享与成本分摊，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
　　二、研究思路
　　广大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持续、有效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本书*先重点关注公众的亲环境行为，并将其划分为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即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即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识别影响公众践行亲环境行为的内部因素，明晰其作用机制（第二章）。公众作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承担着消费者的社会角色，同时部分公众也承担着生产者的社会角色。因此，本书在系统分析公众参与绿色消费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剖析中国特色文化对公众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三章），同时进一步考虑农业生产者的绿色生产行为，挖掘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多环节实现机制（第四章），以期实现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协同发力，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但生态环境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得生态环境治理需要依靠政府的有效介入。为了营造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政策环境，本书结合政府规制的多维度内涵分析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和消费者绿色低碳消费的政策作用机制（第五章），并基于第二章至第五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媒体等多方主体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一、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伴随着人们对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认知的转变而出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主要呈现出粗放式发展的特征，而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给各个国家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为缓解这样的问题，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制定《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次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满足现代社会需求，同时不对后代社会需要产生威胁、不以牺牲后代利益为代价的发展（周健民和沈仁芳，2013）。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形成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21世纪议程》国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