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与对话》：
如果有人把知青文学当作一种文学流派或一种文学现象，它就可称是二十年来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流派或日现象。当反思、新潮、寻根一一成过眼烟云之后，知青文学却时有闪现。直到今天，随着“知青饭店”、“老插酒楼”在都市里的商业出现，“知青老照片”在“老照片”热潮中的添油加醋，知青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超出文学表达的后现代文化标志。“知青”，在当下人看来，是一个不可效仿的、拥有无尽感召力的词。隐约中让人感到，知青生活就像是“地道战”、“地雷战”一样充满浪漫色彩的危险游戏，只有经历过这种游戏的人才有权对此言说。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面目，历来就复杂不清，回首一下这样的文学现象，也倒不无让人感慨之处。
在我看来，知青文学的写作资格最为特别，就是我们只把有知青经历的人写作的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视做“知青文学”，知青作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有知青出身经历，写作的题材又是关于知青生活的。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的，都难以称得上“知青作家”。
知青文学的题材必须是以知青生活为表现核心的。如果你的小说里只是涉及知青人物，主题却不在知青本身，那还不被看成是知青文学。例如山西作家中，柯云路的《新星》里有一个知青式的主人公李向南，但因为作家表现的主题里没有多少知青内容，所以没有人说这是一部“知青小说”；李锐的《厚土》系列里有一篇小说题为《合坟》，可以说是写知青生活的，但整个《厚土》的主题不在知青身上，所以这篇小说还不是知青文学；钟道新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有知青经历，但这种经历并未正面得到表现，仍然不是知青文学。而刚刚被热炒了一把的王小波，他的《黄金时代》一样没有被划入知青文学的范畴，就像他本人被看做是文坛外作家一样。
印象中，知青文学的早期脉络起始于两位作家的两篇小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从那时候开始，知青文学已被确定下固定的写作格调，写知青们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城市的心路历程。其后我们见到的知青文学作品，是梁晓声充满理想激情的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整个八十年代提供的知青文学都是温情的、理想的和激情式的，苦难还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如果有人把苦难写得让人产生向往的感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波兰人连《辛德勒的名单》都拒绝观看，因为他们认为影片主题淡化了犹太人在恐怖中的真正灾难。
知青小说的悲剧主题从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开始，这部长篇小说写作于八十年代后期，北大荒里的知青生活呈现出对人性的摧残及命运的打击。知青生活的理想与浪漫已经退隐至于全无。仔细想来，史铁生和王安忆的早期短篇小说，与其说是对知青生活的反思，不如说是知青返城后，面对现实的都市生存困境，让人产生回到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与追思。而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叶辛的《孽债》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引来轩然大波，知青话题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由于知青返城政策的确立，由乡村回到城市的知青们在人生命运中不可扭转的悲剧性成为知青文学新的主题。个人前途的挫折，新生活面前的困顿，尤其是爱情、婚姻及子女的一系列悲剧结果无休止的纠缠与打击，形成了对知青经历的最具说服力与人性色彩的反思与批判。
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环境变得纷繁零乱，任何严肃的东西都可能在商业背景下被利用和消解，知青文化同样如此。在现代都市里，知青经历不但演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而且几乎成为一种商业资本，人们到“知青饭店”里去怀旧，通过“返乡旅游”实现重返“清平湾”的梦想。知青文学的面目变得热闹非凡又混浊不清。
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许多值得人们去通过文学手段进行记录、表现并做出回应的内容。知青经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奇异的现象，最具文学表现的可能。从目前的知青文学作品来看，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表现还没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深度与力度。知青作家对自己那段历史的文化反思与艺术表现，在思想主题上暖昧不清，对历史的结算没有一种统一的至少是逐渐向深层次迈进的标准。如果有谁注意到《知青诗集》正在当下出版界热炒（那是一些曾是知青的人写于三十年前的艺术作品），《知青老照片》在书市里抢眼，而知青文学却未有力作，就会清楚地知道，文学的缺失与无力，使原始的艺术创作（知青诗抄）和“照相式”的记录（知青照片）成为人们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已经有人用“知青文化霸权”来形容当下知识界的“知青文化”现象。这里面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令人深思。“知青”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至今没得到知青作家真正的面对和完全的表现。这不仅仅是文学的遗憾，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文化姿态与作家写作心态的表露。
中国文坛上的各种文学流派大都昙花一现，因为它们大多是文化思潮与观念演绎推波助澜的结果。知青文学之所以作为一种题材或文学类别长久不衰，因为它与作家的生命历程相关，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相关。知青文学也只有做到把这些因素统摄为一体，在艺术上达到融合，才有可能真正完成自己的使命。
知青文学的写作前提，不能以作家是否为知青出身作为依据，就像反思文学不能以作家有右派经历为前提一样，那是一种文学幼稚病的表现。在欧洲文坛，一批以二战为写作题材的小说引人注目，据说这些作家几乎都无经历两次大战的经历，但他们对战争的表现已经为旧有的题材提供了许多新的内容与实质。事实上，在当下中国文坛，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反思与艺术表现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突破，莫言以三四十年代“高密”乡村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无论主题内容还是艺术手法，已经同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发生很大不同。历史总是有人来不断地重写，不是量的累加，而是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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