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记》：
1992年，我忙完《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工作后，有老师让我直接读他的博士。我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成都等地看到过当时博士们的生活境况——他们都住筒子楼的集体宿舍，待遇低，生活艰难，就没有从命。后来我又错失了几次工作变动的机会，有些消沉，但是对自己进行学识拓展的动力依然在。我分析了自己知识结构的缺失，在继续调查实验的基础上，想努力朝教育理论和教育史方向做适当偏转。
1996年，我第一次与郭老师在会上见面时还不敢直接提出到郭老师门下就读的想法。当时因为已经仔细读过郭老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知道郭老师是教育史方面的名师，而我关注的是近现代教育史及当下的教育实践，客观上我们关注的对象在时间段和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我当时看到何光峰能成为郭老师的学生与郭老师一起参会，虽然很羡慕，但是还不敢有拜在郭老师门下的奢望，也没有真正实现内心的对接，就没有开口做任何想做郭老师学生的表达。
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因为我以责任编辑身份参与班华老师主编的“21世纪班主任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所以经常到班华老师家去，以致师母说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就知道是我来了。我对班老师的为学为人也十分崇敬，于是在2000年初产生了报考班华老师的博士的想法，也直接和班老师说过，他表示欢迎。我便办了报名手续。
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班老师找到我说：“储朝晖，这段时间对你了解了，学术能力不错，也希望你能跟我上博士。只是南师大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博士生导师要先尽可能招本校教师进修读博，现在报考我的博士生共有八人，本校教师占了一半，为了不耽误你，建议你也报个其他高校。”
这确实是个负责任而又关键的提醒，因为在此之前班老师已经指导过我要重点研习哪些著作，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他认为教育哲学应该看陈友松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而不是看当时很流行的另一本教育哲学著作。陈友松先生1956年10月16日在《文汇报》上发表《陶行知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一文，并为多家报刊转载，为他自1951年就受到批判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长陶行知鸣不平，结果1957年陈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988年，我到北师大登门拜访过陈先生。当时他双目失明，听说我这个青年人研究陶行知，年近九旬的他很热情。他主要说美国教育界怎样评价陶行知，没有提起我最想了解的1957年他因写文章而遇到挫折的事。我又因难以启齿，没有直接问这个问题．故而留下带着遗憾的深刻印象。
班华老师的话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另报一所学校。2017年5月，我与班老师在乐山见面，说起这段往事依然感慨良多。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我从1996年会议通讯录上找到郭老师家的电话，鼓起勇气给郭老师打电话，并进行了简要的自我介绍，不料郭老师还能记得我。当我说想报考他的博士生后，郭老师比较简要地介绍了怎样准备考试，并指明了要深入研读的书籍和资料。我特地问郭老师：“现在有多少人报考您的博士？”郭老师的回答很干脆：“你不要问这个，好好准备就是了。”
待到2001年3月，我从安徽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考试，才知道，那年报考郭老师博士生的有十八人，人数远比报考班老师的多，压力远比报考班老师的大。我对能否考上真无把握，考过后回去也就照常安排工作。大约等到5月份，郭老师给我打电话，大意是说：你的考分达线了，如果要上就只能自费，享受不到公费了；如果你能承受就上，如果不能承受也不要勉强，学校就考虑录取其他人，并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给个回复。当时确实两难，我的工资每月一千元刚出头，一年要交一万元学费，一家三口的生活就无着落了；如果不上，我这辈子就不可能进到郭老师门下了，以后再考博士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正在犹豫之际，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高谦民老师得悉我的情况后，鼓励我克服困难去北师大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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