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音乐教育与实践创新研究》：
二、音乐的演变历史
音乐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语言”，虽然人们处于不同的疆域，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但是音乐可以作为一条“纽带”，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见，音乐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承载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兴衰。
（一）我国音乐的演变历史
我国的音乐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根据历史文献可知，其发源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黄帝甚至更加久远的时期。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的多支骨笛印证了这一猜想。骨笛是笛子的一种，也是最早的乐器，又称鹰笛或鹰骨笛。经过科学手段测量，这些骨笛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比人们的常规预想更加久远。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乐器，如人们比较熟知的钟、磬、鼓、埙等，并且这些乐器中的许多种类在当时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运用。
原始社会时期出土的乐器常常与原始的宗教信仰、原始巫术、原始舞蹈交织在一起。由于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知识水平有限，对于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总是诉诸宗教，于是衍生出比较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包括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为了受到保佑，原始人类逐渐创造出用于祈福的原始乐舞，因此最初的舞蹈、音乐、宗教等文化总是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原始音乐的起源。
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比较充沛的物质条件。夏代已经出现了用鳄鱼皮制成的鼍鼓；商代出现了编钟、编铙等打击乐器。西周和东周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文化领域比较开放，思想巨人“井喷”，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在音乐领域同样如此。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就有许多古乐器，而最为著名的便是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203.6千克，总音域达五个八度，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青铜编钟文物。这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的乐器制造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制和模式。
汉朝时期，汉武帝下令设立乐府，这是我国历史上促进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乐府是专门收集和整理各地民间音乐，同时进行音乐编纂与创新，以及相关表演活动的专门音乐机构，由乐府制作和加工而成的作品即乐府诗，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诗歌体裁，并且在今后的几百年间在我国社会广为流行。
三国两晋时期，是我国音乐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古琴作为中国传统代表性乐器日趋成熟，具体表现在古琴专著《琴操》的问世；文人琴家（阮籍、嵇康等）的诞生；《猗兰操》《广陵散》《酒狂》等著名曲目的出现。南北朝末年，一种按照故事情节划分角色、通过歌舞表演来展现故事情节的歌舞戏十分盛行，它已初具小型戏曲的雏形，为后世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成熟开创了新的局面。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音乐充分集成了秦汉时期的文化体系，同时音乐的种类愈发多样，且出现戏曲艺术的“苗头”，为隋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隋唐时期，我国社会各领域都取得空前发展，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较高的经济水平为文化的兼收并蓄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基于此，隋唐开始建立“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唐代歌舞大曲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它与汉代相和大曲一脉相承，融合多种艺术元素，包括歌曲、器乐、舞蹈等，可谓风靡一时、影响空前，在诸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玄宗所创作的《霓裳羽衣舞》，它代表了隋唐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同时，隋唐时期的音乐教育机构与音乐表演机构也取得重大进展，梨园、教坊、太乐署等都得以创立，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音乐人才。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基本沿袭隋唐，不过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与突破。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宋朝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人们开始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越来越强调精神世界的富足。为了满足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强烈需要，“瓦舍”“勾栏”应运而生，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瓦舍”“勾栏”演出场所中，人们可以听到各种艺术歌曲的演唱，还能听到许多流行于当时的说唱类曲目，诸宫调是说唱的代表性种类，在说唱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宋代词调音乐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突破传统界限，使用全新手法，包括“摊破”“减字”“偷声”等。元朝时期，民族民间乐器开始流行，戏曲文化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南戏有所完善，音乐丰富、生动而自然，演唱时不受官调限制，且演出形式多样，包括独唱、对唱、合唱等。元杂剧是元朝音乐文化最显著的代表，元杂剧最初兴盛于北方，之后逐渐向我国其他区域拓展，并且与南方戏曲发生接触与交融。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乔吉甫等，此六人被称为“六大家”。其典型作品有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总之，元朝的音乐文化愈发多样化，除了传统的音乐形式，戏曲音乐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民族融合也促使音乐文化充分交融，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特征，对于后世的戏曲和说唱音乐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音乐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世俗化，这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明清时期，各式各样的说唱音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还有牌子曲、琴书和道情类的说唱曲种在这一点上较为显著。南方优美的弹词中，苏州弹词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清朝，苏州涌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三个主要流派。后来，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鼓词中，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和京韵大鼓较为著名。曲艺说唱包括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和湖北渔鼓等。
明清时期，民间器乐的发展表现为各种器乐合奏形式涌现，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和十番锣鼓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等琴歌广为流传。元末明初，琵琶曲方面有了《海青拿天鹅》《十面埋伏》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明代晚期，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相邻两个律（半音）之间的波长（弦长）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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