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茂县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茂县凤仪镇所在的河谷冲积扇平原，地处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上。*早于1979年在营盘山基建工程中被发现，并清理了一批石棺葬，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清理了石棺葬墓200余座。营盘山遗址的发现对于岷江上游及川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古蜀文明探源等有重大意义。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促进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协调发展，构建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家园，打造历史文化旅游品牌，搭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平台，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及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为省重点文化工程——古蜀文明传承创新工程奠定基础；同时，又为促进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及融合的研究，弘扬阿坝州传统文化，挖掘阿坝州旅游资源，提升阿坝州形象，全力建设阿坝州“一州两区三家园”提供学术支持，在四川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茂县人民政府、阿坝州文物管理所主办，茂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茂县羌族博物馆承办，四川金色映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原定于2019年8月20～22日在茂县举行，会议共设茂县营盘山遗址研究、古蜀文明探源研究、岷江上游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川西北高原山地史前文化研究、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研究、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羌族历史文化研究7个议题。但是汶川“8.20”强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道路中断，会议临时改到三星堆博物馆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阿坝州文物管理所等80余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四川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第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川荣，新华社四川分社党组书记、社长惠小勇等领导出席会议。大会开幕式由茂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卞思雨主持，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陈顺清代表阿坝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星致欢迎词，赵川荣副秘书长、王毅副厅长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与会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30多篇，其中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学术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古蜀文明源起何处、古蜀先民从何而来、中华文明起源、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互融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流和讨论。现将会议相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古蜀文明探源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对古蜀玉琮进行了辨析，指出古蜀玉琮既有原产自良渚文化等的外来玉琮，也有本地的仿制品。蜀人不仅仿制来自东方良渚和西方齐家的玉琮，还创制出了具有蜀地特色的带有“射台”的蜀琮。蜀人对玉琮的使用更多是将其作为祭祀礼器，古蜀时期对玉琮的传承有扬有弃，发展了创新的器形，*终还影响到了中原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认为，“古蜀文明”就是“三星堆文明”。“三星堆文明”是经过考古学发现、研究提出的名称，“古蜀文明”则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古史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名称。成都平原本土文化、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这三个高档次文化遗存，是目前所知形成古蜀文明的主要文明因素。而以茂县、汶川为核心的岷江上游地区早在公元前3500年以来形成的文化通道使得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由此对成都平原地区产生了文化影响，促使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雷雨对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新二期”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组新文化遗存陶器群与成都温江鱼凫村遗址的第三期相同。以这组陶器群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上承新石器时代，下启青铜时代，有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又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中游地区也有所发现，应该单列出来，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二期——鱼凫村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诗雨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石器进行了分析，发现三星堆遗址一期与二至四期在石器类别上断然有别，并对石璧、石斧、石锛等主要石器类型的加工步骤进行了总结，*后提出可以从石器生产的角度理解成都平原先秦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章泽介绍了2016、2017年石亭江上游区域考古调查的主要收获及认识。两次调查在什邡区域发现商周遗址11处、采集点2处，绵竹地区发现商周遗址10处、采集点2处。绝大多数遗址点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四期，有少数遗址点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一、二期，还在洛城村采集点发现了桂圆桥时期的陶片。这两次调查和桂圆桥遗址、箭台村遗址的发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区性文化发展序列，为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岷江上游地区史前文化研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自2000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岷江上游地区调查发现了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茂县营盘山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从而建立了初步的文化发展演变序列。这些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其中营盘山遗址是江源文明及古蜀文明发源地的核心所在。
三、川西北高原山地史前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对比讨论了人口地理学的“胡焕庸线”（“黑河—腾冲一线”）与民族考古学的“童恩正线”（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岷江上游与川西北区域正好处于童恩正线的范围内，在其所处的这个环境大背景下，我们可以试图从生业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个区域史前时期的民族流动交融和文化交流传播情况。他指出，“童恩正线”的提出对提升考古学在科学领域的学科地位有其重要意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苇对位于阿坝州金川县二嘎里乡的刘家寨遗址2011、2012年度的考古发现概况进行了介绍。两次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各类遗迹350座，其中灰坑298座、灰沟1条、房址16座、陶窑址26座、灶7座、墓葬2座。出土陶、石、骨、角质等小件标本逾万件，修复复原陶器200余件。遗址绝对年代为距今5300～4700年。遗址可分为三期。遗址的文化内涵与营盘山、波西、箭山寨、姜维城等遗址相似度较高，年代大体处于仰韶时代晚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万娇从茂县营盘山、茂县下关子、马尔康哈休、西昌沙坪站等遗址出发论述了川西高原的史前农业面貌，指出川西高原地理条件的复杂多变导致生业模式不稳定，生业形态的差异可能更多的是由地貌差异和水热条件决定的。虽然如此，但是生业形态仍然有规律可循，来自甘青地区人群向南迁徙，*早的农业产品是黍和粟。之后随着水稻传入适宜生长水稻的河谷地带后，水稻也成了川西高原人群的主食之一。大约在距今4700～4500年这一时间范围里，川西地区的水稻种植受到西北地区影响，但是水稻种植在川西高原的发展，可能受到了水稻种植技术更加成熟的成都平原的影响。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姜铭通过对成都平原、横断山区和川西北高原地区已经公布的10余处遗址/地点的浮选结果进行分析，指出四川地区的粟作农业在川西北高原和横断山区呈现出南北向多路传播的态势，而在成都平原地区呈现从山地向平原腹地进行传播的态势，同时由于微地貌环境适宜种植高产农作物稻谷，粟作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仍旧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四、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研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颖东从合金技术角度探讨了牟托一号石棺墓青铜器文化多因素的问题，认为所研究的多数铜器是在本地仿制的，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其铜锡铅合金配比差别明显，从巴蜀式兵器、楚式礼乐生活器和草原文化的铜牌饰等合金技术来看，它们都基本与各自文化类型的中心区域类似。这不仅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合金技术向牟托的传播，更体现了巴蜀和楚文化的紧密性，同时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的技术痕迹也有所体现，充分反映了岷江上游的茂县在民族迁徙之路、南北文化走廊上的重要性。
五、其他区域考古的*新研究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吕红亮从全球视角对青藏高原东缘的新石器时代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洪对贵州清水江下游培芽遗址、亮江遗址、月山背遗址、坡脚遗址、学堂背遗址、辞兵洲遗址、盘塘遗址7处主体文化面貌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遗址进行了梳理。将清水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5段，绝对年代为距今9800～5300年，**期属发源于本地较高庙下层文化早的考古学遗存，第二期属于高庙下层文化遗存，第三期为高庙上层遗存。并对其居住形态、生业方式、文化渊源与谱系进行了讨论。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杜战伟系统地介绍了自2014年以来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掘工作中有关马家窑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认识，以及进一步了解喇家遗址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明辉通过对比环太湖地区和成都平原新石器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对二者文明起源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两者新石器化都不是在本地文化传统上发展起来的。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化是在来自皖北和中原两波文化影响下（马家浜早期和马家浜晚期）完成的，经历了近2000年发展而成的良渚文化是一个高度重视宗教的政教合一社会。成都平原的新石器化受益于马家窑文化传统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传统，在短短数百年时间完**石器化和城市化进程，形成了总体缺乏象征等级、身份的特殊艺术品，宗教氛围不甚浓厚的宝墩文化。
专家在交流中表示，茂县地区有着丰富的史前遗址，诸如营盘山遗址、波西遗址、沙乌都遗址、下关子遗址等，这些遗址和岷江上游的马尔康哈休、理县箭山寨、汶川姜维城等遗址一道组成了重要的遗址群，上承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下接成都平原的什邡桂圆桥遗存、成都宝墩文化、广汉三星堆文化等，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研究依据，突出了岷江上游对中国古代南北方文化时空关系和族群交往迁徙的重要性，进一步证实了古蜀文明源头是岷江上游地区，以营盘山遗址为核心的岷江上游遗址群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城址群、三星堆遗址串联起来，对于梳理出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闭幕式做大会学术总结时表示，探索营盘山遗址、姜维城遗址等岷江上游的史前遗址，将有助于认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起源。
“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思想与智慧的碰撞，它的举行对于茂县营盘山遗址研究、古蜀文明探源乃至中华文明探源都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提升茂县乃至阿坝州形象，推进该区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记：本文根据各位学者发言记录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定，可能存在不足或偏差，请参考作者相关论文。
［原载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九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05～309页］
说琮：古蜀玉琮观察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约当商周之际的古蜀时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都发现了玉琮，又以金沙出土数量可观，这也就使得西南地区成为相关玉文化信仰体系传入的重要地区，其也是保持有相关传统的*后一片圣地。
作为金沙遗址发掘与研究的直接参与者，王方有多篇论文讨论了古蜀时代的玉器，其中专门涉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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