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安德鲁・休伊特：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日耳曼语言与比较文学教授，在学术领域成果丰硕，著有《法西斯现代主义：美学、政治和先锋派》（1993）、《政治倒置：同性恋、法西斯主义和现代主义想象》（1996）等专著。2003年组织“1750—2000年政治与德国文学的交叉”会议，以纪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埃尔哈德・巴赫。同时，他在舞蹈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

黄雨伦：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19世纪思想史、中国近代文论。在《北京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译作多篇，部分论文获《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译著《卡莉欧碧的姐妹：艺术哲学比较研究》（合译，2023）。

《社会编舞:舞蹈与日常动作中的意识形态表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日耳曼语言与比较文学教授安德鲁・休伊特的专著。作者通过“社会编舞”这一概念，展示了编舞如何不仅作为现代性的隐喻，还作为思考和塑造现代社会组织的结构性蓝图。作者将舞蹈史与批判理论相结合，表明意识形态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具身化和实践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式。他关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时期，考察了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舞蹈家和社会理论家，分析了包括弗里德里希・席勒、西奥多・阿多诺等作家的观点，揭示了他们在身体动作思考上的转变。 

《社会编舞:舞蹈与日常动作中的意识形态表演》 是一部惊人的原创作品，其中充满智慧，它让表 演中的身体重新回到美学现代主义叙事的核心位 置，回到美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安德鲁•休 伊特从舞蹈史（包括大众层面和精英层面）以及 欧美舞蹈点评出发，进行了一场非简化的意识形 态批判方面的大师级讲授。

 —— [美] 马丁•杰伊

《社会编舞:舞蹈与日常动作中的意识形态表演》 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对思想史特别是社会理论 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对美学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贡献，舞蹈的重新出现显著地重新排列了艺 术的层次结构和艺术理论化的传统。

 —— [美]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社会编舞:舞蹈与日常动作中的意识形态表演》 精准而理性地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美学的关系。

 —— [美] 简•C. 德斯蒙德 

我们怎么能满足于在美学和政治间建立一种隐喻的因果关系，在一个术语与另一个术语间建立关联，尤其是当其中一个术语还在移动和转变、当它还在跳舞时？这当然不是说美学形式不能反映意识形态立场，它显然可以并且确实反映了意识形态。但这远不是它所做的全部。我的主张是，编舞指代的是一个滑动的、灰色的地带，在这个地带上，话语与实践相遇，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它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提供了重新定义美学与政治边界的可能性。因此，我不会将“编舞”解读为美学或政治的，而是解读为一种表达—不是作为二者关系中的一个术语，而是作为这种关系的话语与表演。尽管我探讨了身体如何受文本规范的界限约束，但我关心的不是话语，而是实践。例如，简单的动作在何时变成舞蹈？无论是回答所有舞蹈最终只是动作，或相反，所有动作都是编排过的舞蹈，并在某种意义上预先以意识形态为脚本，都不过是在回避问题。舞蹈与单纯动作之间的区分真实而偶然。虽然我并不试图在这部作品中追溯这种区分的历史，但我认为我们的“编舞”概念允许我们关注实践而非隐喻。

隐喻关系意味着编舞总是模仿的（即使在芭蕾舞剧的意义上编舞明显不是），是一种被公认的现实的美学反映。20 这显然符合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它将美学置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并通过参考经济现实来“解释”它（也许通过政治范畴的介入）。因此，像资产阶级社交舞蹈这类形式的出现—将社会互动美学化为一种牵制注意力的命令—可能就会被视为一种由美学形式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即以无缝的和谐的社会掩盖了这一意识形态所激起并试图遏制的社会对立。我不想质疑这种“反映意识形态”模式的有效性，但我也不会考察相应的历史，从而追踪舞蹈再现或错误地再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历史。相反，我将提出战略性逆转这种意识形态结构的可能性，即将社会和政治幻想置于我称为“社会编舞”的美学实践之

中。这种编舞是意识形态的，不是因为它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所产生并灌输的东西。  

导论   社会编舞与美学连续体

第一章 马耳叙阿斯的身体：美学社会主义和崇高的生理学

第二章 绊脚与可辨识性：姿势与触觉辩证法

第三章 “美国让我恶心！”：民族主义、种族、性别和歇斯底里

第四章 丑闻化的男性符号：尼金斯基与象征主义美学的怪诞

第五章 从女人到女孩：大众文化与性别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