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商学评论.第65辑》聚焦于绿色金融、农村消费升级、货币政策、经济学说史、技术扩散等多个领域，深入探讨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与管理问题。其中，王静等人的研究以《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切入点，分析了绿色信贷对破解企业绿色专利“创新陷阱”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专利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在融资结构优化和环境投资改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南大商学评论.第65辑》还揭示了政策在国有企业、高生产效率企业以及强市场竞争环境中的显著正向效应，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　
　　此外，申俊喜等人探讨了农村消费升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揭示了数字乡村在其中的调节效应。郑东雅则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在不同驱动型价值链中的优劣势。戴天骄等人的研究聚焦于货币政策周期与金融市场波动溢出，基于中美利差视角展开分析。朱富强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式微的原因。王彦等人的文章以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复式记账法应用为例，分析了新技术扩散中的争议与专业逻辑构建。李纪琛等人对企业的数字责任研究进行了述评与展望。苗仁涛等人的研究则探讨了共享人才角色压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整本书内容丰富，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证研究，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绿色信贷破解企业绿色专利“创新陷阱”的有效性评估：来自《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证据
　　王静 王颢琳 胡学萌 宋建
　　摘要：中国企业专利创新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现象，绿色金融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旨在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专利数量与质量的破解“创新陷阱”效应评估。以《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0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企业绿色专利创新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对中国企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破解效果明显。从机制分析来看，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信贷融资，而促进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等非信贷融资，以及企业增加环境投资改善信贷信誉，验证了融资结构与环境投资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两个重要渠道。另外，在国有企业、高生产效率企业中以及强市场竞争中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绿色金融政策实施、中国企业“创新陷阱”破解、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专利数量与质量；创新陷阱；融资结构
　　JEL分类：F270，F016，G306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恶化以及企业生产高污染、高能耗等问题，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我国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核心目标是通过减少对污染企业的信贷配给，限制“两高”行业的粗放式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鼓励重污染企业采取积极的节能减排和绿色创新措施，推动企业以节能减排为目标，加快实现绿色转型，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因此，加快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环境资源可持续的必然要求。
　　“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活跃度显著增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根据全球绿色低碳专利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6～2022年全球绿色低碳专利累计授权量为55.8万件，其中中国获得授权量为17.8万件，占比达31.9%，年均增速达12.5%，明显高于全球2.5%的整体水平。但是就专利质量而言，还存在核心专利较少、专利海外布局不完善等问题。2016～2022年，中国专利权人在海外获得授权量为2.1万件，海外授权所占比重为11.6%，远低于欧洲的7.4万件、日本的6.1万件、美国的5.2万件。我国企业面临着“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诸竹君等，2020）。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在制约重污染企业的同时，能否推动企业开展高质量的绿色技术创新，破解企业绿色专利“创新陷阱”。
　　当前关于绿色信贷政策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大多数文献集中于探讨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如减少区域内SO2和污水排放（Zhang et al.，2021），以及通过调整企业的资金渠道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Wang et al.，2021）等。在微观层面，绿色信贷对贷款方即商业银行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研究，如基于国内外银行数据分析提出“绿色信贷”的实施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并能有效地遏制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从而减少银行业的信用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李苏等，2017；孙光林等，2017）。关于绿色信贷对债务人（公司）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从企业投融资和绩效方面进行讨论，绿色信贷政策对大型重污染、高排放企业具有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并随着企业的负债成本大幅上升，导致重污染企业生产运营效率下降（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Yao et al.，2021；Zhang et al.，2021）。在绿色信贷约束下，企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环保和社会业绩，但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改善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王馨和王营，2021）。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和环境绩效的研究。对于重污染行业而言，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对企业的技术升级起到抑制作用（Greenstone et al.，2012），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扭曲效应，将导致绿色专利质量的下降（陶锋等，2021）。具体来说，绿色信贷通过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陆菁等，2021），进而抑制重污染企业的创新产出（于波，2021）。而对于非绿色信贷限制行业来说，绿色信贷通过资金要素的再分配，能够为其提供规模更大、成本更低的外部融资（Sharfman and Fernando，2008；吴红军等，2017），因而绿色创新表现较为活跃，且环境执法力度越大，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动的提升作用也更强（王馨和王营，2021）。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针对绿色信贷及企业绿色创新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分析，然而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当前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基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或非重污染企业进行单独分析，缺乏绿色信贷政策的整体影响；同时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多数以企业专利数量作为创新活跃的表现，缺乏对企业实质性创新成果及创新有效性的探究，忽略了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问题。因此，本文借助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综合影响，是对绿色信贷政策等环境规制政策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施行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可行建议。
　　现有文献针对绿色信贷从不同视角做了讨论分析，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较于以往的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研究问题的切入点，本文从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现实出发，在创新数量和质量度量的基础上，从企业信贷政策视角探究绿色信贷破解企业绿色专利“创新陷阱”有效性评估，已有文献集中于讨论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专利数量增长的关系，多采用绿色创新发明专利数量来度量绿色创新质量（王馨等，2021），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度量绿色专利知识宽度，更准确地刻画绿色创新质量，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问题的相关研究。二是内在机制设计的独特性，从融资约束和环境投资的双重视角，探究和验证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探明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路径。三是潜在外生冲击的多维控制，同时考虑了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SO，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节能减排试点政策以及两控区控制等纳入潜在冲击，对该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同时，从绿色专利类型、市场竞争、企业性质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进行探讨，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的认识。
　　1 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政策背景
　　1.1.1 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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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破解企业绿色专利“创新陷阱”的有效性评估：来自《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证据 王静 王颢琳 胡学萌 宋建 （1）
农村消费升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乡村调节效应的分析 申俊喜 施文 （29）
中国攀升为不同驱动型价值链链主的优劣势分析 郑东雅 （52）
货币政策周期与金融市场波动溢出：基于中美利差视角 戴天骄 张谊浩 段巍 （74）
识辨经济学说史——为何重要？何以式微？ 朱富强（95）
新技术扩散中的争议与专业逻辑构建——以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复式记账法应用为例 王彦 贾良定 王涛 （118）
企业数字责任研究述评与展望 李纪琛 刘海建 杜蕊 （136）
共享人才角色压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自主感的中介作用与可变薪酬支付力度的非线性调节作用 苗仁涛 李正瑞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