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本书对惩罚机制下的公共品自愿供给合作进行了组合性均衡分析及实验研究,涉及公共管理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诸多领域,主要基于互动公平、利他、参考依赖和损失规避等行为偏好的组合性均衡视角,通过公共品博弈的行为科学实验和计算机仿真实验方法研究组合性社会偏好、惩罚机制与自愿供给合作问题。本章给出了公共品自愿供给合作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描述了行为科学实验和计算机仿真实验两种研究方法,并总结了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日益增长,人们对公共品需求和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传统经济学经典理论预测,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出发,那么所有人将会做出不合作的公共品供给决策。一些学者在不同研究领域上强化了这种非合作结果。首先,从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出发,在公共品供给中会出现自愿供给不足的情形(Samuelson,1955);其次,在集体行动逻辑中,参与人会“搭便车”,并且集体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囚徒困境(Hardin,1971);最后,在公共池塘资源类型的环境中,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地利用资源,最终结果将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引发公地悲剧(Hardin,1968,1998)。这些集体行动难题、公共品困境问题以及公地悲剧问题都可以造成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社会困境(Dawes,1980;Dawesetal.,2000)。这是新古典经济学论证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的基本理论依据,。依照此种理论预测,若不存在政府主动干预,公共品供给将严重不足。然而,事实显示人们并非像理论预测那样必然选择搭便车,譬如捐赠慈善行为、志愿者、福彩、非政府组织以及邻里互助等公共品自愿供给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理论预测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差距一直是各国政府以及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问题。
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以下两方面来解释这种传统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在公共品供给博弈中,人们依靠声誉机制(ReputationMechanism)、群体选择机制(Group Selection Mechanism)、惩罚机制(Punishment Mechanism)等各种社会机制可以维持合作(Balafoutas et al.,2014;Chavezetal.,2013)。其中,惩罚机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可以达成合作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社会偏好(王云等,2021),如互动公平偏好、利他偏好、参考依赖偏好、损失规避偏好等。这就意味着公共品供给决策中集体成员的“搭便车”动机是有限的,而出于不同社会偏好的动机,集体成员会自愿供给一定水平的公共品。
在传统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转而由社会机制和社会偏好等方面来解释存在公共品自愿供给等社会合作问题,可延伸出三条研究路径:第一条是制度路径,第二条是演化路径,第三条是行为路径。
对社会合作的研究的第一条代表性路径是制度路径,它强调以制度或者机制的设计来解决合作难题。比如,科斯(1994)、青木昌彦(2001)等作为制度分析的代表人物,强调制度对社会合作的关键作用;威廉姆森(2002)、迪克西特(2007)、波蒂特等(2011)等则强调治理机制对合作的关键影响;而谢林(2005)发现,承诺机制有利于合作。不过,这些制度分析,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强调制度的人为设计性质、给定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而显得较为局限。
对社会合作的研究的第二条代表性路径是演化路径,这种研究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认为合作更有利于个体和种群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演化稳定均衡(Bendor et al.,1997;Bendor et al.,1996;Bergstrom,2002)。演化范式揭示出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形成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合作之道,如Nowak(2006)、Nowak等(1992a,1992b,1993)所指出的,虽然非合作策略是促成社会合作的重要一环,但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社会成员选择合作还基于其他的机制,比如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以及亲缘选择等,这些机制都能够诱发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并使合作得到长期维系。也就是说,合作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一种演化博弈均衡,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成员自选择的结果,并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或者机制带来的。生存竞争足以激发合作机制的生成和演变,那些最有利于人类合作的机制最终稳定下来,构成社会秩序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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