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的重要性及学科定位
赵宾福 李萌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就考古学科自身而言，田野考古的地位和重要性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田野考古既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更是考古学获取资料的重要手段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一般意义上讲，能否*立主持并科学地完成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是界定是否为考古学家的一项重要标准。实际工作中，我们既不能因为有其他学科的学者运用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研究了某些方面的问题就将他们视为考古学家，也不能因为考古学借用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方法而混淆了考古学与它们的区别。
对于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存来说，开展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尤为重要，更十分必要。因为只有通过发掘，才能够真正获得有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的考古材料。依据这样的考古材料，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遗存之间的时空关系、谱系关系，进而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科目的。
其实，田野考古之于考古学科而言，不仅是学科诞生的标志，也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更是学科交叉的前沿、人才培养的关键和公众关注的热点。
一'、学科诞生的标志
发掘是田野考古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都是从发掘开始的，都是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
1.欧洲“古物学”的兴起与世界考古学的出现
考古学英文为Archaeology，源于希腊文，是一个合成词。前半部分Archae是原始、古代之意，后半部分ology是学科、学问之意，合起来即为“考古学是关于古代学问、学科的意思”。其研究范畴，随着时代的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
在欧洲的古典时代，*早等同于“古代史”，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实物的学问，为古器物学，简称“古物学”。至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掀起了古物学的热潮，主要侧重搜寻和研究地中海地区古代希腊、罗马的古迹古物，尤以艺术品为重点。至18世纪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冒险家的长途旅行，其研究范围才扩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
18世纪末，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 杰斐逊卸任后，为了解“土丘”的性质在弗吉尼亚州开展发掘，他发现层层叠压的骨架间存在时间差异，下层骨架应早于上层（1）。这是**次在发掘中意识到堆积的地层关系，但此认识并未引起注意，也未对后期田野工作产生影响。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地质发掘几度发现人骨化石和人工制品与灭绝动物共存于古老地层的现象，表明人类的出现时间十分古老。万物进化的“均变论”理论逐渐取代“创世论”理论。1816年，威廉 史密斯发表《生物化石确定地层法》，提出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可以确定相对年代的方法；1830～1831年，莱伊尔发表《地质学原理》，进一步阐述地层学断代法，*次把进化论思想运用于解释岩层证据所反映的生物进化（2）。
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Tomsen）在对外展出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时，**次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材料的不同，将馆藏文物分成了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不同的展厅。并在编写的参观指南里指出，人类历史从早到晚很可能经历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在1836年出版的《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分期思想，即世界著名的“三期说”理论。“三期说”提出后迅速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确实经历过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三个时代，因此仍仅为假说。
1840年，汤姆森的助手、学生沃尔赛（Worsaae）在丹麦的一个沼泽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次从层位上证明了石器、青铜器、铁器三种古物埋藏的早晚关系，实证了“三期说”的客观性和正确性。1843年，沃尔赛在《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中，详细报道了此次发掘的收获，并使“三期说”成了世界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不仅如此，沃尔赛在丹麦沼泽地的发掘，被视为世界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2.北宋“金石学”的兴起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考古”二字*早见于北宋晚期一本专门研究古器物的书一《考古图》，由吕大临编著。该书是中国现存年代*早且较成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10卷。书中搜集了两百多件青铜器和玉器，每件器物不仅摹绘了图形和款识，还注明了尺寸、重量、容量、出土地点、铭文拓本和收藏者等。其后出现的多部书籍，也是按照《考古图》的模式和体例编排而成。由于这类书籍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因而被称为“金石学”。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因帝王偏爱，使得“金石学”发展到了“考证经史、注释说文”的鼎盛时期，并且出现了“乾嘉学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始见于北宋时期的“考古”这个词和“金石学”这种学问，与
今天所说的考古或考古学有本质区别，但和欧洲的“古物学”比较接近，均是以古器物为研究对象，以收藏、鉴赏、著录、考据为研究目标的学问。因而作为古器物学的“金石学”本身，同“古物学”一样无法自行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
1840年，**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国门，列强纷纷瓜分中国领土，并进行疯狂的文化掠夺。正是依据这个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将1840年定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点。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理论技术等也传至中国，其中包括西方的考古学。起初，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文化学者只是在西北、东北等地陆续开展田野调查，采集和征集地下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至20世纪初期，开始有针对性地选择古代遗址展开考古发掘。*早见于1921年春季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在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同年秋季安特生又发掘了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沙锅屯遗址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1），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表明以田野考古发掘为标志的西方考古学正式传人中国。由于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正式定名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并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将1921年视作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年，将瑞典学者安特生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
3.以发掘为标识的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回顾欧洲考古学的出现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都经历了由“古物学”到“考古学”的过程。以前曾有学者把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的“金石学”，看作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实不然。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的出现是一样的，都是由“古物学”转变成“考古学”的，而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发掘。
在欧洲，“古物学”转变为“考古学”的标志是发掘。在中国，“金石学”（古物学）转变为“考古学”的标志是发掘。由于发掘是田野考古的核心内容，因此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
总之，1840年丹麦学者沃尔赛（Worsaae）在丹麦沼泽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世界考古学的出现。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此计算，世界考古学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中国考古学也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
二、学科发展的基础
田野考古，不仅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考古学发展的材料基础、实证基础和理论基础。
1.材料基础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材料基础。考古学与狭义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材料有本质的不同。狭义史学研究历史，靠的是文字记载，即古代的文献材料。考古学研究历史，靠的是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即古代的物质遗存。而没有田野考古，就无法科学获取考古学的研究材料。
田野考古是为考古学研究收集资料的*主要的科学手段，其自身也是一种研究。具有明确时空关系的遗存，只能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得，因此以田野考古发掘为标志的考古学的出现，为研究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通过获取有别于文献的全新的物质材料，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增强了历史学的研究信度。
考古学研究常言“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反映了开展考古科学研究的正确之路和成功之道。考古学的研究，必须以材料为基础，通过分析材料，从中发现问题，一切以材料为前提，实事求是，而非从理念出发、从模式出发。当然也存在从模式出发的研究，先假设一个前提，设定一种可能性，然后再去寻找资料论证这个前提的存在，证明这种假设或模式的正确。但是中国，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所从事的考古学探索，都是从材料出发，以材料为基础开展考古研究工作。
200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的开幕式上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60年来，中国考古学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就是考古材料的变化，尤其是考古新发现的积累速度与规模已远远超越了考古研究的速度与规模。这种考古研究能力滞后于考古材料及考古新发现的积累与规模的状况，显示考古材料及考古新发现已呈现出爆炸增长的趋势。
考古学研究离不开考古材料，考古材料的发现支撑着考古学的进步与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快速成长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考古发掘出土材料的快速积累和增长是分不开的。考古遗存和考古文献的增多，保证了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使中国考古学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特别是与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阶段相比，现阶段的考古发掘项目越来越多，出土遗存和考古发掘报告的增量也在不断扩大，从而为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2.实证基础
田野考古不仅是考古学的材料基础，也是探求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实证基础。通过田野考古获取实物资料，通过实物资料提取历史信息，从而达到写史、论史和证史的目标。
以田野考古写史，即以考古学构建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史。考古学是研究史前史的唯一手段，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即为史前史的历史学家，一切理论方法、研究结论、学术体系的形成与建立均依赖田野考古发现。自1918年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至今，通过田野考古将中国人类史不断前置，2020年*新测年数据显示，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年代为距今约243万年，表明在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东亚地区已经存在利用砾石打制石器的早期人类。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河南安阳小屯遗址东部的后冈遗址，在田野考古发掘中通过对不同堆积之间层位关系的把握，正确辨识出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的“后冈三叠层”，从根本上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晚问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建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2）。1945年，夏鼐发掘甘肃省宁定阳洼湾遗址时，在一座齐家文化的墓葬填土中发现两块典型的仰韶文化彩陶片，根据“墓葬填土内遗物早于墓葬随葬品”得出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结论，修正了安特生的六期说理论，并从根本上反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序列打下基础（3）。
以田野考古论史，即以考古学辨析文献记载零星的上古史。有关上古史的文献记载零散且片段，本身具有较大争议，以文献本身或以文献引导考古发现难以构建科学可信的上古史。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而后地下文字资料扩展为一切出土实物资料④。但史学界滥用“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学直接装人古籍记载框架。田野考古与文献资料之间并非平行互证的证据关系，而是互为解读的对应交叉关系。田野考古能够获取传统史学所无法获知的历史信息，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片面与空白，辨析传统文献记载中的争议和盲点。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安阳殷墟为商朝后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个有文献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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