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人画入主画坛以来，画家书法就以异军突起之势，占据了中国书坛的重要一席。将晋书与唐书纳入同一思维时空的赵孟俯，融合士气与禅意以阐发雅的文人化理想的董其昌，冲破文字载体的束缚而把愤懑和狂侠一寓于书的徐渭，以清、奇、狂、冷的画境洗发其书境的冷逸之气的朱耷，用剪去笔锋的漆书体现其对个性化的极端追求的金农，以及通过笔情墨意自律化的途径扬金石味的吴昌硕，都为中国书法发展史贡献了别具一格的价值意义。不妨认为，近古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书坛变革，除了金石学之外，很大部份是由画家书法促成的。
当然，将书画兼工者的书法作品指称为画家书法，未免有所牵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由于书画同源、书画同法的观念性催化，工具材料、点画特质的操作性认同，书法对于画家来说，本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基础修养，至于将这种基础修养升华为书法艺术，与从事其他学科的古代知识者也能同时成为书家一样，并无名份归属上的充足理由。但不容忽视的是，书与画共同作为视觉艺术并且分蘗于同一文化植株的内在相关性，使得书画兼工者比别种类型的书法家多了一份造型艺术的涵养，从而为书法注入足以影响本体性选择的生机活力。画家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就因为该现象所寓含的中国画家同时作为书法主体的历史条件本身，不仅为书法的艺术精神提供了新的诠注形式，而且以其不可替代的类型化能力，丰富着中国书法的风格、趣味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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