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研究杨先生独到的古籍整理方法，作为今天的借鉴，应该是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首先，杨先生对于古籍整理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所说的：“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些阶梯作用。”应该说，杨先生给自己定的读者面是比较宽泛的，兼顾了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如果说注释、词典更多照顾到有关专业人员及有志研究者需要的话，那么译文则更多考虑到一般读者浏览古书的实际需求。正确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个尚在不断摸索中的问题。杨先生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古书的注释，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范围。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摸索和体会，将注释的内容重点大致定为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这一规定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依照具体古书的特点，又有所侧重。例如《春秋左传》，杨先生认为其中所载礼制最难，便比照《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关记载，结合《国语》和其他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的相关资料，从中探求春秋礼制，加强了这方面注释的分量。对注释中的难点、重点，尽可能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的工作。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六条指出：“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古籍的今译，杨先生早已注意到它与注释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把译文的作用称为“桥梁作用”、“手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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