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 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我却摇头。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 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旧城区之 外，我“不识故乡路”了！最熟的究竟是哪里？我说：“最熟是北京。”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 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 —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 不熟悉北京城。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 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 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 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 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 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 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 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 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 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 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 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 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 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 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 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 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 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 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 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 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 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 趟趟出差北京。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 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 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 卫兵总部“1日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 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 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 的见证人。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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