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山还是故乡青（回忆张大千）/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
据我所知，张大千年轻时和他二哥张善孑子同在日本京都学习绘画和印染工艺。善孑子画虎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名，以“虎痴”为号。现在北京的胡爽盒，也以画虎著称，是善孑子的学生。大千从日本回国后，先后从书法家曾熙和李瑞清学习书法。他对石涛的画发生兴趣并努力追摹，大概也在此时。1960年我在北京琉璃厂收到一个手卷，卷首题字为“最乘寺之杉”，是大千的手笔。手卷画了十几株老杉的根部，用描笔写生，略施淡墨渲染，颇有日本画的风姿。手卷是日本制品，可能是大千在日本练基本功的手稿。大千学画是从学习书法入手，一跃而进入石涛堂奥。学石涛而登堂入室，甚至可以乱真，没有扎实的山水基本功是做不到的。从“最乘寺之杉”可以看到，大千之所以越过石涛、八大，追踪老莲、唐寅、沈周、戴进等谨严而又放纵的笔墨，并非灵感所驱，而是他在形象思维中孕育着审美隋趣所规定的发展道路。
老莲的工笔花鸟和唐寅的写意仕女，是大千在山水之外努力仿效的形象。仿效并非简单的模拟，而是学习前人的造型方法，为自己的艺术形象服务。1945年，我在成都大千家做客，他为我画了一幅6尺唐装水墨仕女，基本上是唐寅的模式，其造型已渗有敦煌供养人的仪容，用笔则仿佛吴道子的飞动飘逸，已超越明人情调，向唐人追踪。
大千学宋人的工笔花鸟，着眼于造型特征和意境情趣。我有一轴5尺整幅荷花和一个荷荫小禽扇面，都是细笔重色。那个扇面，在满幅暗绿色调中嵌着一朵朱砂大荷花，十分醒目，而大荷叶底下藏着的那只墨羽小禽，表面看来是朱荷的陪衬，实际是这个扇面的结构中心。一般花鸟画，花是主体，鸟是陪衬，可是往往由于鸣禽或飞鸟的出现，使宁静的画面蓦然增添了生气，使宾主地位颠倒过来，这是画家在构思立意中的神来之笔。所谓“迁想妙得”的意义，其在斯乎？在我所收藏的大千作品中，这个荷花小禽扇面，称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
山水是张大千发挥才华的主要方面。40年前“南张北溥”之说，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山水画的两大杰出画家。南张是张大千，北溥是溥心畲。中国山水画经两宋诸大家的发展，元四大家继承衣钵，掀起了明清两代的宗派洪流，如吴门的文（徵明）、沈（周）、唐（寅），浙派的戴（进）、张（平山）、蓝（瑛），加上稍后的金陵八家，娄东四王，蔚为大观。这时期，画家无不以山水竞相标榜，可以说山水画控制了整个画坛。到了清初，四王画派竭力提倡复古，排斥了对自然本身的探索，单纯追求笔墨出处，山·水画成了僵硬的符号。此时石涛异军突起，力挽颓势，倡导“搜尽奇峰打草稿”。大千之选择石涛，说明他所向往的道路是创新，不是守旧。
大千初出茅庐之时，是花鸟画大行之世。叱咤风云的任伯年、吴昌硕虽已先后凋谢，他们的画派正风靡全国；齐白石、陈衡恪也在向吴昌硕流派靠拢。大千却在努力建造他的山水王国。当时上海也吹起一股石涛风，学石涛的人为数不少，其中有一位江西画家，专仿石涛支撑门面，至今日本许多藏家所收的石涛画册，是真是假，很难鉴别。大千在此阶段，以学石涛为中心，旁及石溪、八大、渐江诸家，进而研究沈周、唐寅，画法一变，逐渐由粗犷荒率走向细润华滋，用积墨、积色之法在熟纸生绢上作画。我收过他的《华岳》小条两轴，一轴画千尺幢至瘟神洞，一轴画北峰至苍龙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风格。
20世纪40年代，大千寓居成都期间，他畅游青城、峨眉，并在敦煌临抚魏、唐壁画两年多，画法又变，喜用复笔重色，其层峦叠嶂大幅，丰厚浓重，把水墨和青绿融合起来，完成了独创面貌。他在国外所创的泼彩法，是这一成就的发展。有人认为泼彩法是受西方新流派的影响，我认为是次要的。我们知道墨法中的泼墨法，由来已久，其成因是水墨运用的大胆创造，既使运笔简化，又得形象浑厚。在运用复笔重色的基础上，大胆创造泼彩法，是顺理成章，必然要走的一步。当然，这种创造不能排除外因的推动。
复笔重色是大千出国前形成的最后风格。60年代初，我在琉璃厂收到一轴他仿毕宏的《雾锁重关图》，一位朋友收到一轴《峨眉》，都是他的精心之作。把两轴画和他早期仿石涛、八大的挂在一起，简直不能相信出于一人手笔。我们懂得事物是发展的，有人画了一辈子油画，到了最后，不能忘情于毛笔宣纸；有人前半生画粗笔写意，后半生转到宋徽宗的工笔院体和瘦金书体中去，都不乏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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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大千先生尤以石涛、八大、石溪、渐江诸家，摩研深透，落笔乱真，知者咸为称异；又兼汲沈周、陈老莲、唐寅等名迹，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笔路之广，见者莫不折服。
——吴作人